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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廣東省首對公開身份的男性大學生同性戀人，丁毅和李俊龍面對鏡頭毫不避諱。 (資料片) |
根據2009年11月底衛生部公布的數據，近三年，全國報告職業為學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些學生病例中，同性傳播所占比例從8%上升為36.9%，排第一位。大學生“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引起各方關注。
確定自己的身份不會暴露后，劉季(化名)才決定講述自己的經歷。他是一位“同志”(即男同性戀者，gay)，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杭州某大學學生。
劉季是2009年下半年確認感染的。這一年，在高校相對集中的杭州市西湖區，當地疾控中心從自愿參加艾滋病病毒檢測的195名“同志”中檢出11名感染者，其中10名是大學生。而杭州市全年共檢出大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人，均為“同志”。
不幸的感染者
大二時，和一個男生鬧過別扭之后，劉季覺得“心里很難過”。他因此懷疑自己的性取向。上網一對照，他確認自己是“同志” ，“我確實只喜歡男生”。
通過杭州一家“同志”網站，劉季認識了第一個男友。聊了很久，兩人見面了，劉季想見識一下男人怎么跟男人做愛的。由于對方表示之前只有一個男友，身體比較健康，他們沒有采取安全措施，“現在看來好可笑”。事后，劉季怕得要死，趕快跑去檢測，結果還好，陰性。
漸漸地，他們減少了來往。這也是至今為止與劉季保持關系最長的一個，其他的都是“419”(foronenight)，即一夜情。
劉季在一夜情時堅持使用安全套，直到碰見一位帥哥。他選擇了不戴套，總共兩次。這位帥哥現在已不知去向，劉季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耙f危險的話，就是這個人了�！�
2009年8月下旬，劉季去疾控中心做檢測，初篩結果是艾滋病病毒陽性。接下來，再次抽血檢測，確診。
劉季現在特別憎恨那些明明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卻還拼命找“同志”，尤其是年輕“同志”的人。
重慶的唐糖(化名)，則直到大學畢業后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學時代的唐糖交過幾個男友，但始終覺得艾滋病離自己很遠。2006年大學畢業后，唐糖去大連見男友，聊起此前一次高燒難退的經歷，從韓國回來的男友警惕地帶他去醫院做艾滋病病毒檢測。
“得知檢測確認結果的時候，仿佛遭了晴天霹靂，心里除了害怕，便沒有別的感覺。”唐糖回憶道。
在某種程度上，大學生“同志”社區是整個中國“同志”社區的一個縮影。根據衛生部統計，中國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為傳播導致的比例從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多年從事同性戀和艾滋病防控研究的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說，這個比例今后上升到40%甚至50%都是有可能的。
由于缺乏調查數據，全國到底有多少大學生“同志”像劉季和唐糖一樣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這仍然是一個謎。
性教育嚴重缺課
陳非(化名)是一名25歲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讀研究生。從大四時發生男男性行為開始，他有過七個性伴侶，其中三個為一夜情。
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歲的上海男子主動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兩位均沒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陳非自己對“同志”安全套也沒有好感，認為會降低性快感。
盡管深知“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陳非和很多“同志”一樣“存在僥幸心理”。在第一次性行為之前，他并沒有細致了解過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為，“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才安全”。
一次無套性行為之后，陳非出現持續高燒，這讓他非常憂慮，趕緊去做了檢測，結果是陰性。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個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后再去做一次檢測。
張北川說，在學生的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科學的性教育，“嚴重的缺課，導致大學生不斷被感染”。
實際上，2001年修訂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已經不再將同性戀籠統地劃為“病態”�！巴靖纭闭f，這對同性戀人群的去污名化是一個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會能夠接納“同志”，讓他們勇敢地走出來，而“同志”也要接受社會主流倫理規范，“不要讓外界感覺‘同志’就是始亂終棄”。
近段時間，大學生群體以及大學生“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引起各方關注，有些人因此給他們貼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標簽。但實際上，只要有不安全行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與性別、身份沒有絕對關系。
歧視誤解仍難除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學生“同志”可能面臨更多的歧視和誤解。
結束鄉村學校教學的志愿者生活后，唐糖需要一份工作。盡管他可以在層層筆試、面試中脫穎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檢測的入職體檢時，卻只能選擇退讓。
最終，在一家入職體檢中沒有艾滋病病毒檢測項目的單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這里沒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盡管薪水并不豐厚。
暖陽發牢騷說，疾控部門一些人士只想著拉“同志”來檢測，卻不做權益保護，“受壓迫者不會有責任感，不管對自己還是他人。”
浙江愛心工作組組長王龍則認為，官方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同志”群體重視程度遠遠不夠，疾控部門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浙江省的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全球基金項目招標中，最初有25萬元針對女性性工作者，近3.5萬元針對吸毒人群，只有不到1.7萬元針對“同志”。經過一番爭論之后，女性性工作者的項目費用減去5萬元，增加給“同志”項目。
校園內外的努力
當年，唐糖從大連回到重慶后，參加了當地的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關愛小組。在小組成員的幫助下，他逐漸走出陰影。從2009年開始，唐糖以志愿者身份出現，參與重慶疾控部門的校園防艾活動。
唐糖現在的身體狀況很好，但他希望為今后治病多攢些錢。他表示：“要把自己健康陽光的形象散播給更多的朋友。”
近年來，與逐漸攀升的大學生“同志”艾滋病感染人數相呼應的是，一批由大學生創建、在大學里開展活動的草根組織陸續成立。
廣州的“朋友公益”就有著不錯的口碑。2006年，還在廣州某高校讀大一的豆豆與身邊的朋友共同發起了這個校際組織。
除了面向師生開展艾滋病教育、性教育和反歧視教育，朋友公益還在2007年成立“同城社區”——致力于高校學生同性戀生活空間拓展和全面生活質量改善的服務團體。 豆豆說：“如果說‘同志’生活質量高低就像一個水桶內的水，艾滋病只是‘同志’群體所面臨眾多問題中的一塊短板。學生‘同志’和所有年輕人一樣都要經歷就業、心智成長、情感與戀愛關系、人生規劃等復雜問題，光靠解決艾滋病這一塊短板是遠遠不夠的�！�
張北川愿意用“同性愛”來替代“同性戀”的稱謂。他說，大學生同性愛這個群體應當得到保護，校方和社會各界都應該給予更多正面支持和扶助，“保護大學生同性愛這個群體，不僅是保護大學生，不僅是保護同性愛，實際上是保護全社會”。
（據《新民晚報》）
確定自己的身份不會暴露后，劉季(化名)才決定講述自己的經歷。他是一位“同志”(即男同性戀者，gay)，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杭州某大學學生。
劉季是2009年下半年確認感染的。這一年，在高校相對集中的杭州市西湖區，當地疾控中心從自愿參加艾滋病病毒檢測的195名“同志”中檢出11名感染者，其中10名是大學生。而杭州市全年共檢出大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人，均為“同志”。
不幸的感染者
大二時，和一個男生鬧過別扭之后，劉季覺得“心里很難過”。他因此懷疑自己的性取向。上網一對照，他確認自己是“同志” ，“我確實只喜歡男生”。
通過杭州一家“同志”網站，劉季認識了第一個男友。聊了很久，兩人見面了，劉季想見識一下男人怎么跟男人做愛的。由于對方表示之前只有一個男友，身體比較健康，他們沒有采取安全措施，“現在看來好可笑”。事后，劉季怕得要死，趕快跑去檢測，結果還好，陰性。
漸漸地，他們減少了來往。這也是至今為止與劉季保持關系最長的一個，其他的都是“419”(foronenight)，即一夜情。
劉季在一夜情時堅持使用安全套，直到碰見一位帥哥。他選擇了不戴套，總共兩次。這位帥哥現在已不知去向，劉季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耙f危險的話，就是這個人了�！�
2009年8月下旬，劉季去疾控中心做檢測，初篩結果是艾滋病病毒陽性。接下來，再次抽血檢測，確診。
劉季現在特別憎恨那些明明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卻還拼命找“同志”，尤其是年輕“同志”的人。
重慶的唐糖(化名)，則直到大學畢業后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學時代的唐糖交過幾個男友，但始終覺得艾滋病離自己很遠。2006年大學畢業后，唐糖去大連見男友，聊起此前一次高燒難退的經歷，從韓國回來的男友警惕地帶他去醫院做艾滋病病毒檢測。
“得知檢測確認結果的時候，仿佛遭了晴天霹靂，心里除了害怕，便沒有別的感覺。”唐糖回憶道。
在某種程度上，大學生“同志”社區是整個中國“同志”社區的一個縮影。根據衛生部統計，中國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為傳播導致的比例從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多年從事同性戀和艾滋病防控研究的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說，這個比例今后上升到40%甚至50%都是有可能的。
由于缺乏調查數據，全國到底有多少大學生“同志”像劉季和唐糖一樣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這仍然是一個謎。
性教育嚴重缺課
陳非(化名)是一名25歲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讀研究生。從大四時發生男男性行為開始，他有過七個性伴侶，其中三個為一夜情。
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歲的上海男子主動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兩位均沒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陳非自己對“同志”安全套也沒有好感，認為會降低性快感。
盡管深知“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陳非和很多“同志”一樣“存在僥幸心理”。在第一次性行為之前，他并沒有細致了解過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為，“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才安全”。
一次無套性行為之后，陳非出現持續高燒，這讓他非常憂慮，趕緊去做了檢測，結果是陰性。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個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后再去做一次檢測。
張北川說，在學生的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科學的性教育，“嚴重的缺課，導致大學生不斷被感染”。
實際上，2001年修訂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已經不再將同性戀籠統地劃為“病態”�！巴靖纭闭f，這對同性戀人群的去污名化是一個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會能夠接納“同志”，讓他們勇敢地走出來，而“同志”也要接受社會主流倫理規范，“不要讓外界感覺‘同志’就是始亂終棄”。
近段時間，大學生群體以及大學生“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引起各方關注，有些人因此給他們貼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標簽。但實際上，只要有不安全行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與性別、身份沒有絕對關系。
歧視誤解仍難除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學生“同志”可能面臨更多的歧視和誤解。
結束鄉村學校教學的志愿者生活后，唐糖需要一份工作。盡管他可以在層層筆試、面試中脫穎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檢測的入職體檢時，卻只能選擇退讓。
最終，在一家入職體檢中沒有艾滋病病毒檢測項目的單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這里沒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盡管薪水并不豐厚。
暖陽發牢騷說，疾控部門一些人士只想著拉“同志”來檢測，卻不做權益保護，“受壓迫者不會有責任感，不管對自己還是他人。”
浙江愛心工作組組長王龍則認為，官方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同志”群體重視程度遠遠不夠，疾控部門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浙江省的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全球基金項目招標中，最初有25萬元針對女性性工作者，近3.5萬元針對吸毒人群，只有不到1.7萬元針對“同志”。經過一番爭論之后，女性性工作者的項目費用減去5萬元，增加給“同志”項目。
校園內外的努力
當年，唐糖從大連回到重慶后，參加了當地的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關愛小組。在小組成員的幫助下，他逐漸走出陰影。從2009年開始，唐糖以志愿者身份出現，參與重慶疾控部門的校園防艾活動。
唐糖現在的身體狀況很好，但他希望為今后治病多攢些錢。他表示：“要把自己健康陽光的形象散播給更多的朋友。”
近年來，與逐漸攀升的大學生“同志”艾滋病感染人數相呼應的是，一批由大學生創建、在大學里開展活動的草根組織陸續成立。
廣州的“朋友公益”就有著不錯的口碑。2006年，還在廣州某高校讀大一的豆豆與身邊的朋友共同發起了這個校際組織。
除了面向師生開展艾滋病教育、性教育和反歧視教育，朋友公益還在2007年成立“同城社區”——致力于高校學生同性戀生活空間拓展和全面生活質量改善的服務團體。 豆豆說：“如果說‘同志’生活質量高低就像一個水桶內的水，艾滋病只是‘同志’群體所面臨眾多問題中的一塊短板。學生‘同志’和所有年輕人一樣都要經歷就業、心智成長、情感與戀愛關系、人生規劃等復雜問題，光靠解決艾滋病這一塊短板是遠遠不夠的�！�
張北川愿意用“同性愛”來替代“同性戀”的稱謂。他說，大學生同性愛這個群體應當得到保護，校方和社會各界都應該給予更多正面支持和扶助，“保護大學生同性愛這個群體，不僅是保護大學生，不僅是保護同性愛，實際上是保護全社會”。
（據《新民晚報》）
王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