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五千年“ 國史” 的“ 二十四史” 及《 清史 稿》，新中國成立后整理出版點校本，是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古籍整理出版項目，但由于當時政治、經濟、學術等客觀條件的制約，點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

    2005年，中華書局著手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訂準備工作，今年7月，第四次修纂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預計2015年全部完成。為什么要重啟國史大修？大修國史修什么？中華書局總編輯，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徐俊對此做了解釋。

    ■為何重修？存有缺憾，閱讀不便

    記者：歷次校刻，重點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點是文字校訂和勘誤，也有些是出于某種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兩次校刻，就對少數民族的稱謂進行較多改動。

    記者：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時候？

    徐俊：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組織實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標點校勘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將全套正史從古董書架上請了下來，成為人人可讀的現代整理本”。整理工作從1958年到1978年，經歷了20年。

    記者：點校本出齊剛過去三十年，如今為什么又要修訂？

    徐俊：這主要由于受當時政治、學術等客觀條件的制約，點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給讀者利用帶來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二十四史，體例不一

    記者：能否詳細解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澤東指示吳晗、范文瀾組織標點“前四史”(《史記》、 《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

    由于時間比較緊，導致“前四史”的整理方式、體例都不一樣。最后只有《史記》趕在1959

    1967年那個時段，要求在點校工作中突出政治，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蔑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明史》里這樣的一段話：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當時認為“苦我民耳”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國慶前夕出版。1966 年，“文革”爆發，整理工作停滯。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要求中華書局繼續點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擾嚴重，隨著戚本禹的垮臺，點校班子自然解體。1971 年，“二十四史”點校重新上馬。《清史稿》的點校，雖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開始是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恢復后的事情。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繼付型，次年初出版，點校工作完成。

    記者：其他各史也存在體例不統一的問題嗎？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歷時20年，前后三個時段工作方式、校勘標準都略有差異。

    ■為何存有缺憾？政治風氣影響標點符號

    記者：“文革”期間，當時的政治風氣對點校工作是否有影響？

    徐俊：這在當時是很難避免的，當時學術界提倡“批判繼承”和“古為今用”，具體到點校工作，要求盡量簡潔，因此學者們做的很多校勘、考證工作并沒有能夠在校勘記中充分體現。

    記者：政治風氣給內容方面帶來什么影響？

    徐俊：政治對點校工作影響最大的時期，是1967年的短暫恢復階段。那個時段，要求在點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強調連標點符號也要講階級斗爭，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蔑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明史》里這樣的一段話：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當時認為“苦我民耳”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記者：這些都是時代觀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僅是標點，在分段提行的問題上也講階級斗爭觀點，按照體例應該按年月來劃分的，但由于要突出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當時就要求遇到農民起義就提行，如涉及陳勝、吳廣、黃巢等人的內容都進行分段提行。

    記者：這次修訂與三十年前比較，社會和學術環境有什么變化？

    徐俊：因時代變遷，學術風氣變化很明顯，如現在的學術考評重論文、論著，輕典籍整理，對包括修訂工程在內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導致參與者難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訂工作上。

    記者：現在的研究有哪些有利條件？

    徐俊：30年來，在文獻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獻、簡牘，以及檢索技術的進步，都對修史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