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過“一把手”電話的那期《菏澤日報》被當地一些市民收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景佳攝

　　菏澤市兩年三次公布市直機關部門“一把手”電話，對治理“機關病”究竟起到多大作用？

　　在三次“被公布”后，“一把手”的心態又發生了哪些變化？而對于那些電話“無法接通”或更換了手機號碼的“一把手”而言，這種“抵觸”背后，又包含了哪些無奈？

　　酒桌上的相互“關心”

　　“老李，你今天接了多少個電話？昨天夜里，有沒有人給你打？”2008年，菏澤市直單位“一把手”電話公開之初，酒桌上，“一把手”們湊在一起，經常這樣互相“關心”。

　　王道文是菏澤市糾風辦的“一把手”，這個崗位，讓他接到的電話各種各樣。“有涉農政策咨詢的，也有反映家庭矛盾糾紛的，甚至有的門前積水也給我打電話。”

　　出于安全性考慮，有的當事人不愿白天打“一把手”的電話。有一位“一把手”曾在凌晨一點多接到一個電話，手機響起的時候，這位“一把手”與家人嚇了一跳。在弄清打電話人的意圖后，這位“一把手”感到問題比較重要，拿著電話走到客廳，這個電話一打就是一個多小時。

　　有著6000余人的菏澤市工商系統，是當地名副其實的第一大系統。談到電話剛公開時的情景，菏澤市工商局長杜學杰坦承，每天接三四十個電話，讓他感到工作壓力驟然增加。

　　“打著各種旗號推銷書的、賣禮品的垃圾電話，占了五分之一。”這些垃圾電話很牽扯杜學杰的精力。“就電話內容來說，咨詢電話占了絕大部分。”作為“一把手”，杜學杰說，他必須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觀決策上。

　　但杜學杰很快感受到公開電話的好處。“基層人員吃拿卡要，很難直接反映到我這里來。現在，有人給我一打電話我就知道了。”杜學杰說。

　　對于這種“被公布”后意想不到的收效，菏澤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張濤深有同感。

　　幾年前，張濤被省質監局由淄博調往菏澤任職，最讓他犯愁的不是系統人多、錢少問題，而是整個隊伍觀念作風如何轉變。

　　對此，菏澤市政府督察室副主任韓章民說：“說實話，很多單位，政府機關如果科長找局長，多半只會匯報喜事、好事。”這種“機關病”的后果是“一把手”很難了解基層情況。

　　張濤的電話公開后，基層工作人員的辦事效率與作風卻明顯發生了改觀。“下面的人工作中存在什么問題，只要有投訴電話打到我這來，就會進行查證，一旦核實清楚，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

　　接到舉報電話時，張濤會順帶問問舉報者為什么給他打電話，得到的答復基本一致，“因為你官大，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也更保密。”

　　被收藏的電話表

　　64歲的張傳黨是定陶縣張灣鎮張海村村民。2009年，他在《菏澤日報》上看到了刊發的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人公開電話，便將報紙收藏起來。

　　今年5月，村里小麥補貼款遲遲沒有發下來，村民多次找村委會協調未果。老張想到了他收藏的“一把手”公開電話，便翻開報紙，撥通了菏澤市農業局局長張剛強的電話。

　　接到老張的來電反映后，張剛強馬上督促生產科工作人員查處。工作人員調查發現，老張反映的情況屬實。一個月后，老張順利拿到補貼款。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撥通“一把手”的電話。今年3月初，網友“寒劍的哥”打算撥打菏澤市民政局長的電話反映問題，結果沒有打通。“寒劍的哥”有些生氣，于是就打了市政府一位副秘書長的電話反映此事。結果第二天，民政局有關工作人員就給他打來電話解釋。“雖然辦不成事，好在有個好態度。”“寒劍的哥”發帖說。

　　公開后“減壓分流”

　　菏澤三次公布“一把手”電話后，每次都有些“一把手”變更電話號碼。

　　記者對比了2009年與2008年的“一把手”電話，水利局、農機局與糾風辦的“一把手”電話也由過去的小靈通變更成了手機號碼。安監局、交通局、農業局、衛生局等六部門的“一把手”電話，由過去的“書記電話”，變成了“局長電話”。而公安局由原來的“局長電話”變成了“政委電話”。

　　“公安局長另外身兼副市長的職務，可能覺得再公布他的不太合適。”一位知情者分析，“但其他各局都公布局長的，而不再是書記的，這里有市里一再要求的因素。”

　　另外，除去機構調整，由于各種原因，每年都有20個以上的“一把手”電話發生變化。“這也是我們堅持每年公布一次的一個重要原因。”韓章民說。他所在的督察室負責“一把手”電話公開的檢查工作。

　　“一把手”電話首次公開后，幾天后就出現了連鎖反應。公安、工商、質監、教育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部門，陸續將各縣區局長的電話進行了公開。一位“一把手”把這一招稱為“分流減壓法”。

　　在把菏澤八縣兩區工商分局局長、基層工商所長等150余人的電話公布后，杜學杰每天接到的群眾電話，很快就從三四十個減少到了三四個。“不把他們的電話公開，我的壓力恐怕要大得多。”

　　而在公布基層局長電話之前，菏澤市質監局局長張濤會經常把從電話中反映的問題轉到下面去，一些情況一旦查證屬實，就會直接影響各區縣局的工作考核，為此各區縣局長頗感壓力，“他們不希望把問題捅到上面去，愿意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因而這些基層干部對公布自己的電話非常積極。”張濤說。

　　兩次電話被公開后，菏澤市直部門的“一把手”對此已習以為常。一位“一把手”說：“今年電話公布后，我和其他幾個局的‘一把手’在一起吃飯，大家誰都沒提這件事了。”

　　曝光前不看“黑名單”

　　7月27日晚8點過后，菏澤市政府督察室中依然燈火通明，針對“一把手”電話接聽情況的夜查正在進行。而在25天前，菏澤市剛剛第三次公布了市直各部門“一把手”的電話。參與此次夜查活動的當地媒體記者，逐一撥通了67位“一把手”的電話及其輔助電話。

　　結果表明，發改委、安監局、統計局、煤炭局、鹽務局等單位“一把手”電話未接；交通運輸局、體育局、供銷社、旅游局等部門“一把手”手機關機；衛生局、人防辦兩部門“一把手”電話無法接通。第二天，當地媒體就報道了上述檢查結果。

　　“如果換成你的話，你愿意把自己電話公開，讓別人隨時打嗎？”一位被點了名的“一把手”這樣說。

　　對這些被曝光者的后續處理，基本限于“通報批評”，更為嚴重者，也只是“提交書面檢查”。

　　說到對“一把手”的責任追究，韓章民笑著連連搖頭，稱這讓他感到壓力不小，因為平時彼此都太熟了。即便是聯合媒體夜查，在媒體公布結果前，韓章民這個督察室副主任基本是不看“黑名單”的，“看了，反而惹麻煩；事先不看，就不存在照顧誰的問題了。”韓章民說。

　　“有些問題不是某一個部門就能解決的，即便反映給‘一把手’，也解決不了。”菏澤市政府督察室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比如涉及到下崗工人的一些問題，很多人不斷給勞動局的“一把手”打電話，可有的問題因為牽扯政策問題，確實一時難以解決。

　　而正是因種種“無奈”的存在，才時而會有“一把書”的電話“無法接通”，有的還選擇了更換手機號碼。

　　“如果能通過‘一把手’電話的公布，最終推動各級部門工作作風轉變、效率提高，把問題及時解決在基層，并能形成機制堅持下去。作為一條溝通渠道，‘一把手’電話就可能‘備而不用’了。”當地一位“一把手”認為，這樣，才是“一把手”電話公開的“最理想結果”。

　　本報記者李文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