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在濟南市歷下區老年公寓前留影。

　　本報記者蔡旭超

　　2009年，濟南市政府購買了7個社工崗位，一年多過去了，這7名社工都離開了原來的崗位。

　　今年8月，濟南市民政局再度購買了17個崗位，分別派遣到福利院、精神病院、救助站、社區服務中心、殯儀館等單位工作。明年的今天，這17名社工能留下多少，還是一個未知數。

　　曲怡就是去年7名社工中的一個，在堅持了一年后，終于在今年8月31日辭職。這一年來，她走過了怎樣的路？又經歷了怎樣的困惑？從她身上，我們或許能感受到中國社工之路的艱難，并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8月的最后一天，曲怡正式遞交了辭職信，結束了為期一年多的社工生涯。她這樣評價自己的工作：“我有一種觀點：我們現在做社工，是在以弱勢群體幫助弱勢群體。”

　　從無到有的突破

　　山大社會工作系教授高鑒國于2008年創辦了山泉社會工作服務社(以下簡稱山泉)，但山泉的真正起步卻是在2009年，因為當年政府從山泉購買了7個專業社工的崗位，其中，濟南市民政局5個，歷下區民政局2個，每個崗位3萬-3.2萬元。雖然數目不多，錢也很少，但這一步卻是意義深遠，因為這是從無到有的突破，標示著濟南社工職業化道路的開端。

　　時年23歲的曲怡就是這7名社工中的一人，她稱得上是濟南職業社工第一人。曲怡從山東財政學院畢業前就來到山泉實習，6月份參加了第二屆社工考試并考取助理社工師，然后被安排到了歷下區老年公寓工作。就這樣，歷下老年公寓迎來了首個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名社工，曲怡也開始了她的職業生涯。

　　社工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新鮮事物，那么社工到底能干些什么？不僅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員在一旁看著，曲怡也經常這樣自問。按照學習和培訓所得到的知識，曲怡著手開拓自己的工作，因為沒有多少前輩的經驗可供借鑒，她只有自己摸索。

　　到老年公寓后，曲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每位老人建立關系，說白了就是混個臉熟。她每天都會巡樓，跟老人拉拉家常，并將他們的情況記錄下來。她給每個老人都做了記錄，不僅是姓名、年齡等基本資料，更多的是每位老人的需求、情緒等，希望能夠制定出方案來幫助他們。

　　記者去年第一次見到曲怡時，她正握著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奶奶的手說話：“奶奶，我是小曲，還記得我嗎？奶奶你今天真漂亮，我給你梳梳頭吧。”曲怡說，老人見到陌生人時都比較排斥，需要花時間取得他們的信任，這是跟他們建立關系的一個過程。

　　曲怡的努力也得到了回報，在山泉內部刊物上她曾寫過一篇名為《珍惜》的文章，她這樣寫道：苦想半天，還是下不了筆，辦公室有些冷，我就拿著筆和本到老人的屋里寫。老人們對我都很好，聽說我來寫作業，又是騰桌子，又是騰座位，看我愁得寫不出來，著急之情溢于言表：“怎么？還不知道怎么寫嗎？哎，真難！”“都是上頭不好，讓你寫這么難的文章？”我撲哧一聲笑了，面對著一群可愛的老人，我說：“我知道該寫什么了。”

　　抽煙的爺爺和讀報的奶奶

　　記者跟隨曲怡走到3樓，一位老人在走廊的窗戶邊上抽煙，她上前打招呼：“爺爺，還在抽煙啊？你女兒還沒來看你嗎？等她來看你的時候，你還記得應該怎么跟她說話吧？”老人訕訕地笑著點了點頭，在曲怡面前表現得像個小學生。

　　曲怡告訴記者，這位老人喜歡抽煙，女兒工作忙不經常來看他，偶爾才會給他帶包煙，他自己又沒錢買煙，所以女兒每次來他都要煙抽，并且情緒容易激動，跟家人關系鬧得很緊張。

　　曲怡只能在老人身上做工作，她開導老人說：“爺爺，等你女兒來看你的時候，你好好跟她說話，先說‘女兒啊，你工作這么忙還來看我，真是辛苦了’，然后再跟她提要求。”曲怡還跟老爺爺模擬了幾次見面的情景，曲怡扮女兒來看他，手把手教他應該怎么做，怎么說。

　　回到一樓，一位老奶奶戴著眼鏡坐在桌邊看報紙，曲怡大聲對記者說道：“這位王奶奶可有文化了，年輕的時候是個才女，還自己寫詩在報紙上發表呢。她用自己的錢訂了一年的齊魯晚報和生活日報，每天上午就看報，還給別的老人讀報呢。”旁邊的老奶奶聽到曲怡的話，高興地合不攏嘴。

　　曲怡辭職后，記者又跟她見了一面，問到愛抽煙的爺爺和讀報紙的奶奶情況時，曲怡神色黯然，說：“爺爺他走了，我一看到他留下的茶缸就想哭。我從老年公寓離開的時候，奶奶哭得可傷心了，我也哭得稀里嘩啦，對他們有了感情，很舍不得離開。”

　　“現在做社工，是以弱勢群體幫助弱勢群體”

　　曲怡每月工資在2000元左右，除去5險1金，實際到手的是每月1170元。就連這1170元也是拿得特別艱難，今年連續三個月曲怡沒能領到工資，直到最近才補上。

　　為了幫助曲怡，高鑒國教授從他的中加合作項目中拿錢出來給曲怡發工資，到后來實在發不出了，7月份，高教授就把曲怡調到濟南救助站工作。

　　到了救助站后，領導給曲怡安排了跟其他人一樣的值班工作，值一天休兩天，值班時只要安排好警察送來的流浪人員并維持好他們的秩序就可以了。

　　“這個工作其實挺好的，休息時間很多，有時候還能發福利。但我找不到我作為一名社工在這里的價值，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運用我的知識來幫助那些人，沒人來指導你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沒有激勵機制，無論我干得好與壞，都是拿這么多錢，看不到未來。”曲怡說。

　　“心很累”，這是曲怡工作一年來的感受。曲怡每月都要以專業社工的方式給山泉寫工作計劃和總結，她在老年公寓和救助站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認可。“他們認可我的人，但不認可我的工作。”曲怡說，“老年公寓的院長對我很好，給我安排了一間單獨的辦公室，還經常勸我換個工作，我考公務員時，他甚至還讓我暫時不用工作，專心準備考試。但我所做的一切他們不會理解，不就是跟老人串門聊天嗎，誰不會做？為什么要派你這個社工來？他們認為，只要有護工照料老人的吃喝拉撒睡就行了，我的存在沒什么必要。”

　　曲怡雖然辭職了，但她還是非常認可社工這份職業。她說：“社工是一個很有前途的職業，但不是現在。”曲怡還給記者發了一條短信：“我有一種觀點：我們現在做社工，是以弱勢群體幫助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