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自從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傳入中國,中國人就一直在為登上奧運會的大舞臺而努力,近百年的時間里,中國體育從無到有,由弱變強,很多的人和事都已經成為傳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的細節正變得越來越模糊。從本期開始,本報將推出“奧運往事”系列,與讀者朋友共同回顧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的發展,還原一段段塵封的往事。
中國與奧林匹克運動發生聯系是在什么時間,現在仍然是一個難以確切回答的問題。雖然現代體育在中國的發展時間并不長,但還是有兩件事已經“查無實據”。
一是中國何時收到國際奧委會的參賽邀請。
當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成立并在西方逐漸流行的時候,中國正在遭受西方列強的欺凌。當時,清政府內憂外患,民眾的健身強體也僅僅局限于軍隊的操練和武術運動,而當時的情況大家也都了解,鴉片的大量涌入讓很多人著迷,遍布城鄉的大煙館不僅消耗了無數的白銀,而且讓國民的身體素質降到了極點,“東亞病夫”的稱號雖然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質,但也確實體現了當時的現狀。
列強的炮火打開了清政府的國門,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這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體育的新觀念,也帶來了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外國人與中國人的矛盾,從而促進了中國民眾自強意識的覺醒和奮發圖強的決心,中國的體育從此開始發端。
有一個說法是,在1894年,當第一屆現代奧運會開始籌備的時候,希臘王儲和奧林匹克運動的發起人顧拜旦曾經聯名向當時的清政府發出邀請,邀請中國參加將于1896年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運會。
當時掌權的是慈禧太后,她看到滿紙洋文就有點蒙,有人告訴她是邀請中國參加體育比賽,太后就問:“什么是體育啊?”大臣忙說:“體育就是許多人比誰跑得快,洋人把這個叫做田徑。”慈禧覺得這件事有點荒唐,純粹是“沒事找抽型”,再加上他們正為政局忙得焦頭爛額,那個邀請也就石沉大海。
不過,后來有學者指出,或許當時中國壓根兒就沒有收到過邀請函。當時中國的體育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既不懂體育規則,又沒有體育設施,而且沒有體育組織,邀請函發給誰呢?況且,顧拜旦那時候對中國和亞洲基本沒什么概念,就連體育運動比中國開展得更早的日本也沒接到邀請函,怎么會邀請中國呢?
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資料證明中國當時是否收到這份邀請,看來這只能成為一段“懸案”。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當時知道奧林匹克是什么意思的中國人真沒有幾個。
有確切史料記載的中國人第一次與奧運會發生聯系是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上。
這個說法比較靠譜。按照慣例,國際奧委會的邀請要發給當地的體育組織而不是政府。1924年,中國成立了第一個體育組織——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于是,組委會給這個組織發來邀請函,邀請中國派代表出席本屆奧運會的觀禮。
這時,中國已經出現了很多熱心體育的人士,而且體育運動已經開展起來,不過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不知道誰說了算。那時執政的是北洋政府,睡一覺的工夫,總統和總理可能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收到邀請時不知道是哪位總統當權,但他想的肯定是要多為自己撈點資本,體育協進會要去奧運會,政府口頭支持,但經費要自己拉贊助。
王正廷在北洋政府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外長,是中國第一個國際奧委會委員,更是體育協進會的頭號人物。于是大家商量,由王正廷出面,致電中國駐荷蘭公使羅忠詒,請他以中國正式代表的名義出席大會。但還有一個問題,羅對體育一竅不通,因此還需要找一個懂體育的親臨現場,哪怕找個人回來給大家敘述一下奧運會的盛況也好啊。于是,大家想到了宋如海。
要說宋如海,也是中國早期著名的體育家,當時正在美國。但當時宋如海為何在美國,以及他是以何種身份到的荷蘭,又是一個“懸案”。
宋如海最正式的身份是武昌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干事,但他為何身在美國,一種說法是去留學,另一個說法是在考察美國的國民體育教育。他當時是否加入了中國體育協進會查無實據,所以有人說他是協進會的干事,有人說他被授予了“名譽干事”的稱號,總之他是花私人的錢為公家辦事,成為了中國代表團的副代表。
宋如海也是第一次來到奧運會開幕式這樣的現場,大場面讓他百感交集,這種活動應該叫什么名字呢?宋如海也想給同仁們一個交代,他不停地用英語念叨著“奧林匹亞,奧林匹亞……”忽然,一句漢語沖口而出:“我能比呀,我能比呀!”
就這么定了。于是,奧運會第一次有了一個中國名字:我能比呀。
1930年,回到國內的宋如海出版了《我能比呀·世界運動會叢錄》,在書中,他闡釋了我能比呀的含義:“‘olympiade’原系古希臘運動會之名稱,世界運動大會仍沿用之。‘我能比呀’雖系譯音,亦含有重大意義。蓋所以示吾人均能參與此項之比賽。但凡各事皆需要決心,毅勇,便能與人競爭。”
“我能比呀。”雖然是一個并不準確的翻譯,但反映了體育先行者們對于體育精神的理解,中國的現代體育就這樣艱難起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