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中國政府網報道]2008年3月8日15時，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主題是“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王健林、劉紅宇、劉迎霞、徐冠巨、韓方明五位委員出席記者招待會并回答記者提問。
新華網、中國政府網現場直播本次記者招待會。
[新華網、中國政府網報道]參加記者招待會的五位委員簡歷如下：
[劉迎霞委員簡歷]劉迎霞，女，1972年生，漢族、碩士學歷，工程師，現任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1992年創辦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主營城市供排水、路橋建設等城市基礎設施產業，以鎂合金新材料研發生產，鎂礦開采為新經濟增長點。劉迎霞先后榮獲全國杰出創業女性、香港紫荊花杯杰出企業家、最具影響力華商女企業家、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等多項榮譽稱號。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常委、全國青聯常委、全國工商聯城市基礎設施商會會長。連續六年被大連理工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劉紅宇委員簡歷]劉紅宇，女，1963年5月生，漢族，重慶市人。現任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律師。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習，1996年9月至1998年7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2001年9月至2003年7月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學長，獲EMBA碩士。曾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工作近八年。1992年底創辦北京同達律師事務所。曾擔任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北京勞動仲裁委員會勞動仲裁員，北京市律師協會第五屆、第六屆理事，第九屆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現擔任中華全國女律師協會執委，北京市非公經濟聯誼會中介人士分會監事長，北京市工商聯第十二屆常委。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優秀律師，北京市第二屆“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2008年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徐冠巨委員簡歷]徐冠巨，男，1961年7月生，浙江蕭山人，研究生學歷，高級經濟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浙江省商會會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農業產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傳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1986年10月，徐冠巨與父親徐傳化一起創辦傳化企業，經過22年的發展，傳化已成為一個業務覆蓋化工、物流、農業和投資的大型集團公司。徐冠巨歷任經營廠長、杭州傳化化學制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浙江傳化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傳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務。自1993年起，徐冠巨先后擔任蕭山市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會長、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會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常委等職務。自1993年起，徐冠巨先后擔任蕭山市政協委員、蕭山市政協副主席、杭州市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
[王健林委員簡歷]王健林，男，1954年10月生，漢族，四川成都人，中共黨員，現任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1970年至1986年在沈陽軍區服役，1986年至1989年任大連市西崗區政府辦公室主任。1989年1月至今任萬達集團董事長、總裁。萬達集團在承擔社會責任及慈善事業方面做出顯著成就，二十年來累計向社會捐款10億元，是全國惟一兩獲國家民政部頒發的“中華慈善獎”的企業，也是全國500萬家企業惟一獲此殊榮的民營企業。王健林是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國商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王健林2005年被評為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韓方明委員簡歷]韓方明，男，1966年生，河北尚義縣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畢業于北京大學并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職業投資銀行家，現任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西藏大學客座教授。在政府關系、企業公共事務和風險控制等領域擁有逾十年的專業經驗，曾擔任海內外多家上市企業和商業銀行的高級管理職務。韓博士也是知名的國際關系和東南亞區域問題研究專家，經常為海外一些主要媒體撰寫評論并擁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有多本專業著作出版，他的研究范圍還包括華僑華人問題、港澳問題和藏學研究等領域。
[新華網、中國政府網報道]媒體記者陸續來到記者招待會現場，新華網、中國政府網直播人員已經準備就緒。
[主持人 肖勇]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現在開始。今天是3月8日，是所有女性的節日。首先我提議，請現場的所有男士用掌聲向女委員、女記者和女工作人員表示節日的祝賀。
[肖勇]本次記者招待會的主題是“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我們邀請了5位全國政協委員出席，他們是：全國政協委員、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王健林先生，全國工商聯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工商聯副主席徐冠巨先生，全國工商聯常委、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劉迎霞女士，北京市金誠通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劉紅宇女士，全國政協委員、投資銀行家韓方明先生。
[北京電視臺記者]今天是三八婦女節，首先問劉迎霞女士，您是一位企業家，當今社會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屬于貧困狀態，對于縮小貧富差距問題，作為社會新階層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請問劉紅宇女士，作為律師，您是如何看待司法不公的問題，作為政協委員，有什么好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 劉迎霞]我認為新階層是改革開放30年最新受益者，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說過，要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其實后面還有一句話，那就是富幫窮，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我們看到政府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個稅起征點等等，下一步我們相信政府會出臺更多更有效的措施為縮小貧富差距做一些工作。
[劉迎霞]作為先富起來的新階層，我們應該首先承擔社會責任，首先在自己的企業范圍內落實和響應國家要求消除貧富差距的各項政策，同時在辦好企業的同時，積極投身于光彩扶貧事業。對于扶貧來講，不能光捐助幾名學生，辦幾所希望小學，更重要的是還要把我們的技術、產品、質量、管理帶到最落后、最邊遠的地區。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新階層人士投身到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共同富裕的目標一定能實現。我是從事基礎設施運營和管理的，我們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在這個領域里，在相對貧困落后的地區，廣泛和各位同仁合作，請轉達我的意愿。
[全國政協委員 劉紅宇]對于律師來說，最渴望的就是司法公正，因為律師職業的唯一武器就是法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律師整體是最希望司法公正的。律師整體是最希望立法完善的。當然，律師的職業是我們國家法律和百姓生活的橋梁，律師也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程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律師的工作確確實實涉及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們的大事、小事、家事、國事、天下事都離不開律師的工作，其實律師的工作也直接影響國家的平穩，影響百姓的和諧生活。從這一點來說，律師們應該盡全力。
[劉紅宇]在我的感受當中，我所接觸的律師都是努力學習、提高自身的技能，也是希望在公正的司法環境中間，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但是任何行業都有害群之馬，律師行業也有害群之馬，因為律師的職業本身就是與權力打交道。我們知道，古今中外只要有權力的地方就會有腐敗。
[劉紅宇]在行業內部，對于律師這些害群之馬，我們是怎么樣看待的？我們的律師行業協會從來就不護短，對于害群之馬，比如說不認真工作、不認真執業或者參與貪贓枉法的，以北京為例，早在十年前就嚴格規定了律師方面的管理規則，通過聽證會等機制，對所有違規違法的律師進行處理，包括公開譴責或者吊銷營業執照，當然如果有違法行為的移送司法機關。我可以肯定的說，律師行業是一個與其他行業相比最嚴厲的監管行業，只有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長久。其實從律師行業來說，律師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自信。當然，司法不公這個問題有非常復雜的背景，我也能看到，溫總理在政府報告當中提到大力地反貪污治理，我們看到了政府的決心，看到了我們黨的決心，我也希望公正的司法應該由法官、律師和全社會共同遵守。我自己是一名政協委員，也是一名普通律師，我舉雙手支持政府的決心，更加支持律師行業協會嚴厲的監管手段。
[路透社]我看了五位的簡歷，韓代表是受過西方教育的。我能不能請問一下，像您這樣的海歸是如何看待西方式的民主，比如新聞監督、司法獨立，還有多黨政治？對于像你們這樣的新社會階層的政治參與，您是如何看待的？另外您對中國的民主如何期待？真正的民主能夠來臨嗎？謝謝。
[全國政協委員 韓方明]這是一個好問題，民主是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社會的共同追求，而不只是屬于西方社會，中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包括新階層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中國的民主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擴大公民的有序參與，現在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包括新階層在內的公民權力意識日益崛起，政治參與愿望十分強烈，新階層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的參與是社會全體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全國政協委員 韓方明]目前政治架構已為我們有效和有序地參與國家民主生活提供了通道、平臺和路線圖。我們的參與其實就是在履行社會責任，人民政協是有效的、重要的參與渠道之一，比如我本人，在擔任上一屆，十屆政協委員期間，我先后遞交了32件提案，遞交了15篇社情民意反映，并且在海內外媒體上發表了超過一百篇重要文章，其中關于向臺灣居民開放專業技術資格的提案，被全國政協評為優秀提案；關于促進海外留學人員歸國服務的建議和關于加強我國在境外人身安全、經濟利益的提案，都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好評、回應和改進。有些建議已經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采納，賈慶林主席在政協報告中提出，要密切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系，關注他們的利益訴求，暢通利益表達渠道，這意味著在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新興階層人士對國家公共事務擁有發言權。毫無疑問，中國人民對民主的選擇是堅定不移的，我堅信民主的潮流浩浩蕩蕩，我們的國家會在民主的道路上循序漸進地不斷發展，不斷創新。未來的中國必將是一個更加民主、更加開放的中國。謝謝。
[中華工商時報]謝謝主持人，我是中華工商時報的記者。我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給徐冠巨委員的，當前對中國新階層的說法不一，理解也是不一樣的，您作為新階層的代表，是如何理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第二個問題給王健林委員的，當前人們說到民營企業家的時候，總是把它和官商勾結、偷稅漏稅和不講誠信聯系在一起，請問您是如何評價中國民營企業家現在的誠信狀況的？您對關于誠信建設的問題有什么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 徐冠巨]社會各界對于我們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廣泛的討論，在這里我談談我的一些基本想法。我想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是全方位的、立體的，企業最基本的是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尤其是關系企業內部或者尊重自己內部員工，這是最基本的，這也是我們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基礎。
[徐冠巨]與此同時，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包括像愛國、報國責任，發展企業的責任，誠信守法的責任，道德自律的責任，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責任以及熱心于公益和慈善事業的責任等等。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便于政府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引導和評價，也便于公眾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監督和評估，便于我們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一個努力的目標和方向。這次兩會我就帶來一個提案，關于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的建設，為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貢獻。我希望國家相關部門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制定出一個系統性、指導性和實用性比較強的社會責任標準體系，以加強對社會責任的管理和引導，推進企業的健康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王健林]民營企業好象都是官商勾結、偷稅漏稅，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從數據來說，根據全國工商聯公布的官方數據，民營企業在2007年GDP占全國GDP的一半，納稅也占了將近50%。因此，從總體上來說，它的納稅額和經濟總量是相吻合的，所以總體上來看，民營企業這個群體不存在多數偷稅漏稅的問題。至于個別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為了發展，不擇手段、官商勾結這種情況是有的。但是在現階段，中國民營企業已經脫離了這個發展階段，有的民營企業發展很快，都很遵紀守法，甚至有的已經參與了國際競爭，像聯想、華為等等。對于民營企業建設有什么看法，我提四點建議：第一，要生產過硬的產品，靠能力來賺錢。第二，守法經營，靠規矩來賺錢。第三，保護消費者利益，靠品德來賺錢。第四，重合同、守信用，靠信用來賺錢。既要追求財富的品質，又要追求財富的數量。
[中國網]我們非常關注社會新階層。我想請問王健林委員，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您認為這30年中最重要的改革有哪幾項？您如何理解溫總理在報告中講到的一句話，他說開放也是改革，開放兼容才能強國，您如何理解這句話？謝謝。
[王健林]中國網的小伙子，您提的問題最應該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來回答。為什么這么說呢？您問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的重要成就有哪幾項？眾所周知，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胡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也講了中央將隆重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改革開放的成果究竟有哪幾項，我一句話、兩句話也說不清楚。但是作為民營企業這個階層，我至少可以說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占據半壁江山，就是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這個話不是我說的，是吳邦國委員長前天到工商聯主持會議的時候講的。第二條，您說的開放也是改革，怎么理解這句話。其實改革是為什么？我們所說的改革，當時小平同志在1978年提出的改革是為什么？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開放，對外打開國門，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也促進中國社會發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是為了開放，開放也是一種改革，所以我是對總理這個話是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否準確。謝謝。
[中央電視臺]前幾天我在網上做了隨機采訪，發現很多人對新社會階層非常陌生，我采訪了13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簡單介紹了一下，他們非常感興趣。我把他們的好奇問成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問一下徐委員，他們想知道這次的兩會，你們關注的焦點是什么，是不是想反映自己本階層的利益？第二，我想問一下王委員，他們非常好奇，這次兩會，你們作為首批新社會階層的委員，你們是通過什么樣的程序選出來的？經濟實力是不是很重要的方面？謝謝。
[徐冠巨]先謝謝這位女士。我已經是第三屆的委員了，我也在回顧當年，1997年成為政協委員的時候，我那個時候就是有一種榮譽感和自豪感，感到我能夠走進人民大會堂去參加兩會了，就這個感覺，其它的沒有。等我走進人民大會堂，站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前面的時候，自然而然的榮譽感、自豪感油然地產生。所以我覺得這是國家和人民的重托，我作為一個委員，應該要承擔一個委員的責任。我想我應該把國家、黨和政府領導所需要的基層的情況帶到兩會中來，然后還要把兩會的精神帶到浙江去，帶到我的家鄉去，帶到基層去。我想我們的作用應該在這里。本次兩會大家認為我們關注的焦點是什么，我們有時候也想得比較多，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是比較單純的，老實說是這樣的，我們總是把身邊大家關心的內容帶到大會中來，然后把大會的精神帶到我們家鄉去。
[徐冠巨]我每次參加兩會，可能各位媒體記者、朋友都了解，確實是兩個題目，一個是“三農”問題，一個是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問題，包括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這是我一直所關注的。有時候可能也會從本階層的訴求上說一些話，比如這次委員長參加我們組討論的時候，我就感覺到《勞動合同法》是非常必要的，作為企業，如果尊重員工都做不到，這樣的企業還會長久嗎？這是一個問題。與此同時，我們國家真的是比較大，情況也復雜。中小企業是絕大部分，那天我跟委員長講，能不能讓《勞動合同法》晚點執行，99%的中小企業現在也有難處，這個時候又不得不為工商階層說句話，但是有沒有錯我不知道，我認為就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了就業，我們的企業如果關門了，就業沒有了，我們的民生保障就沒有了。我們把這些情況說一下，能不能花三五年時間讓人家有一個過渡，反過來也是促進就業。謝謝。
[王健林]我接著來回答這個女士的提問。您這是觀念上的錯誤，通過什么程序選擇出來的，您忽略了咱們國家的政治體制，人民代表是通過每個省實行差額選舉選出來的，政協委員是通過協商產生的，政協委員是協商產生的，不是選舉產生的。你剛才講了是不是實力最大的就選？我想不完全準確。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代表，肯定經濟實力和基礎是一個方面，你可能就開一個小飯店，一共雇了兩個人，選上政協委員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實力好了就行，我自己想大概有三個方面：一個是經濟實力是基礎。第二，要有比較良好的社會形象，沒有偷稅漏稅，現在被銀行告狀，要還貸款，選舉的可能性不大。第三，政協委員是協商產生，可能還要考慮代表性，每個省、每個民主黨派可能都差不多，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今天“三八”婦女節，兩邊坐了兩位很美麗的女士，我們都一個人答了三個問題，希望大家給兩位女士提問題。
[鳳凰衛視]請問劉迎霞委員，從本屆兩會上也可以看出新階層委員參政議政的空間越來越大，現在很多民眾也擔心，因為新階層中有很多都是大企業、大老板，都是比較富裕的階層，他們會不會為窮人說話呢？國家宏觀調控措施會不會對一些小企業有影響？他們有什么措施？
[劉迎霞]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我絕對不能僅僅為富人說話，我們國家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貧富差距過大。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是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過大。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主要是靠推動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建立全國統一的履蓋城鄉標準的社會保障體系。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加強稅收調節、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作為民營企業，我們扎扎實實地辦好企業，努力擴大就業機會，提高員工的工資標準，改善他們的就業、生存環境和各項福利保障。同時，我們絕對要守法經營，絕對不能為富不仁。我們還要在經營好自己企業的基礎上，更多地參與社會慈善公益事業。今后我也會更多地關注貧困群體，積極反映他們的訴求，認真履行一名政協委員的歷史使命。
[劉迎霞]第二個問題，作為中國550多萬家企業中的一員，我們對中小企業出臺的政策，包括宏觀調控的“雙防”政策，我們都非常關注。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保持經濟又好又快的良好增長，經濟的大起大落必然會導致影響到中小企業在內的全國所有的經濟企業。因此，總體上來看，宏觀調控對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是不矛盾的，是非常有利的，是更科學、更好地發展好。但是實行從緊貨幣政策以后，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和環境更艱難了，這就要求我們企業調整好產業結構，練好內功，降低成本，加強管理，順應時勢，辦好自己的企業。同時，89.6%的企業屬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經營的好壞事關國計民生，事關經濟能夠又好又快的增長，所以宏觀調控要松緊有度，不能一刀切，確保中小企業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劉紅宇]作為律師，作為新的經濟組織，剛才鳳凰衛視這位女士提出的問題是作為政協委員新階層，在政協里會不會為窮人說話。律師是為廣大民眾說話的，但同時律師有許許多多專門為窮人說話的，所以我也想回答這個問題。新階層可能是一個富人階層，我作為律師中的一員，我還不完全認為這個概念很準確，以我們北京地區律師為例，我們有16000多名律師，我們每年收入都在增長的情況下，以2007年為例，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律師超過70%，這是含稅的。
[劉紅宇]北京律師和全國律師在法律援助中間是非常踴躍的，我們早就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由司法部成立。全國律師協會和各地律師協會也成立了法律援助專業委員會，這個專業委員會和司法部的法律援助基金還專門成立了農民工援助基金會，專門為農民工服務。可能有些媒體已經知道，像北京的佟麗華律師事務所，他們專門為窮苦的農民工提供法律服務，每天都有上千人次的農民工擠滿了律師事務所的樓道，很多團隊不停地接電話和提供專業咨詢。北京正在落實一個很宏大的計劃，因為律師是市場經濟的人，律師在服務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為自己的生存奔波，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律師協會已經作出一個很清晰的決定，那就是在4000多街鄉區縣，我們都要有及時的法律服務。以我為例，我在北京人大的時候，我就曾經提出過實習律師下社區，建立普法講師團下農村，為我們的百姓、婦女兒童和廣大老人提供相關的法律服務，這個提議也得到了司法局、律協和人大的支持，這次我帶來的提案也是為普通百姓說話的。比如我本人來自三峽，三峽地區移民后還有許多移民問題，我也提出要求增加產業投入、增加政府的關注。謝謝。
[陜西華商報]首先在這個地方祝劉紅宇委員和劉迎霞委員節日快樂。我的問題也是問劉紅宇委員的。作為政協委員，除了參加政協會議以外，平時你的政治待遇還有哪些？這些政治待遇對您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樣的影響？謝謝。
[劉紅宇]作為政協委員是政治待遇，我只是全國律師中的一個代表人物。我們現在進入到兩會的律師代表和委員，數量相比其他領域，相對還比較低，我們現在有11個全國政協委員，11名全國人大代表。我覺得作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實際上不是去追求政治待遇，也不是通過這個就能夠對我們在職業中的個案有幫助。恰恰相反，所有代表和委員，應該將自己在參政議政過程中的政治權力、政治待遇與自己的個案完全清晰地分割開，這樣才能夠讓我們的司法行政部門能夠獨立地去履行他們的司法權和行政權。同時，作為一名委員代表，因為接觸方方面面的矛盾和老百姓，要及時地發現問題，為政府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我有一個問題想問王健林委員。據統計，今年當選的全國政協委員里，有200位民企老總，而其中有差不多一半可能是從事房地產行業的，我想問一下您，現在的調控房價，控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是否是房地產委員應該從事的社會責任？如果是，請問房地產老總應該履行這種社會責任？
[王健林]謝謝你的提問。你說200名政協委員是不錯，但是一半來自房地產，這個數字肯定是錯的。政協委員不是選舉的，是協商產生的，你看今天來的五位政協委員，就有一位是搞房地產的，這個數字是肯定不對的。
[王健林]第二個問題，盡社會責任不是房地產的要做，搞制造業的就不管了，搞律師的就不管了？這是不對的。社會責任應該包括民營企業家，是所有的企業家共性的問題，都應該去做。至于你說應該怎樣盡社會責任，我最近這幾年一直在宣傳。今天上午我的大會發言就是“民營企業家怎樣承擔社會責任”，我把大會發言中的一段告訴你。我的理解就是：第一，誠信經營、守法經營，照章納稅，這是基礎的義務責任。第二，和諧的關系，包括外部關系和內部關系，上下游關系要和諧，不要壓榨上下游關系，不要像張瑞敏先生講的把人家的利潤壓得像刀片一樣薄。再一個是內部和員工的關系。第三是保護環境，為子孫后代負責。第四，慈善捐助、扶貧濟困。第五，傳承文明，一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社會責任人，還應該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起更好的作用。今天在現場，我可以再加一點，那就是如果當上政協委員，還要起到參政議政，為民呼吁，為老百姓呼吁的作用，這也是社會責任的一個方面。謝謝。
[中國華娛廣播公司記者]我在來兩會之前曾經和海峽兩岸的記者做過一些交流，交流的題目就是想問一下，在當今社會，女性在家庭、社會責任以及個人價值追求方面是如何來平衡的？在這之前和臺灣的一些媒體記者，包括海峽之聲電臺、中國華娛廣播公司以及福建日報做的調查結果顯示，現在女性更多的是在照顧家庭的同時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請問在座的各位委員，你們是如何來處理這個關系的？
[劉迎霞]感謝這位先生對女性的關注。一個女人如果選擇了事業就選擇了人生。其實我們大多數的時間都投身于工作，很多的節日都在工作中度過的。在處理家庭的問題上，時間是很難兼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可以很幸福、也可以很充實、也可以很快樂。處理好工作之后，我們會盡可能的利用自己的時間保護好家庭，照顧好自己的生活。現在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身于各行各業中，真正起到了支撐起半邊天的作用。我相信隨著新階層的出現，更多的女性會擔負起她們重要的歷史使命。
[劉紅宇]我想內地和臺灣傳統教育上可能有一些區別，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婦女能頂半邊天。所以現在的中國女性，大家都感覺到確實是頂了半邊天，不管是體育出成績方面還是在律所，我們律師所三分之一強都是女性。女性進入到事業中，就把事業當成生活，但盡可能的兼顧，在這個兼顧里，女性付出了許多精力和心血。
[臺灣經濟日報]請問韓方明委員，去年大陸有開放一些報考的證照，您當初為什么提這個議案？主要動機是什么？第二，您當初提出臺灣民眾可以報考，您提出了哪幾項？最后官方采取了哪些？還有哪些證照是可以報考的？臺灣有很多人到大陸來讀法律科系，您覺得律師執照可不可以開放給臺灣民眾來報考？您提出議案以后，官方采納了，您有沒有了解到落實情況如何？據我們了解，現在有真的考到大陸執照的，目前還是個位數而已。
[韓方明]兩岸的專業人士交流對兩岸的穩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所以鑒于這種情況，我去年提出一個提案，這個提案也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積極回應和研究。關于你提到未來開放申請律師執照，我相信未來尺度會越來越寬松的。
[外國媒體]我有一個問題要問韓博士，您認為新階層他們能夠在政協的對外友好方面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韓方明]新政協不僅在對外友好方面發揮作用，我相信在各個政治領域都會發揮作用。比如在政協的對外交流領域，我們這次在對外友好界別中，39個委員中有兩位就是來自社會新階層。我過去一直在香港生活，我有海外的經歷，因此對國際問題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了解。所以在擔任十屆政協委員期間，我提了很多提案，都是和外事相關的。這次把我安排到對外友好界別，我相信將進一步發揮我的特長和專業，對中國的對外交流作出貢獻。這次新階層安排進入對外友好界別，同時也驗證了賈主席在報告中所提的，暢通新階層利益表達渠道已落到實處，甚至在外交這樣的重大領域，都可以傾聽來自新階層的聲音，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也是人民政協進一步開放的一個標志。謝謝。
[臺灣臺商雜志記者]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劉紅宇代表。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后，勞動仲裁案件在數量和性質上發生了哪些變化？第二個問題，這次有代表提出要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我想請教您怎么看待這種提法？謝謝。
[劉紅宇]《勞動合同法》是2008年1月1日才開始實施，目前我還沒有拿到官方的數據說現在勞動仲裁數量產生很大的直線的變化。您剛才說到有委員還是代表提出來取消無固定勞動期限，我是這么看的，《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是采用技術傾斜的手段，更加細化的去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也就是說把合同看得更加重要，勞動關系要以紙介的合同關系作為基礎，在仲裁中便于取證，便于雙方有依據可以進行溝通。最后各方協商的結果就是合同的結果。一部新的法律出臺，總是會影響利益各方產生共鳴和反映，我覺得這種反映都是正常的，無論是有人站在自身的立場上提出要求取消固定期限或者作出什么樣的調整，我認為只要是合法的都是正常的。我不認為2008年1月1號最終出臺的勞動合同法有什么樣的問題，因為一部大法是相對比較原則的，對于一部原則的大法，在實施中一定會遇到具體的問題，我們是不是需要經過調查研究，最終出臺實施細則和司法解釋，這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也作出了一個調研的提案。
[科學時報記者]請問劉迎霞委員，新的階層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者，在新階層中有許多非公企業的領導者，作為企業的領導，首先要為自己的盈利目的服務，尤其是工礦企業，他們也承擔著節能減排和環保的義務。現在由于一些稅收或者是為地方謀財政，地方政府也對那些不符合排放標準的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請問企業如何解決環保方面問題的？請問徐委員，在企業中，員工的稅收是由單位代扣的，有人指責員工的稅收無法合法避稅，企業由于財政的狀況，國家不能完全監控，有人批評說，有些企業的稅收也轉移到員工身上，請問如何看待這種問題？
[劉迎霞]我剛才說過，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要響應國家政策，構建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這就要求我們企業做好轉型準備，尤其是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業，要堅決執行國家的政策，那些需要轉型的中小企業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所以我們每一個企業應該把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利于子孫、造福千秋萬代的事放在前面，這是最基本的。同樣，建議政府對一些污染的企業加強監管，堅決不能放過，這是希望政府要做的事情。我們企業一方面做好，政府也要把政策嚴格落實到位。
[徐冠巨]剛才你提到的這個問題，這樣的情況有沒有？我不敢說沒有，因為我們國家有500多萬民營企業。我想說的是，我們國家的法律越來越規范，企業也越來越知道尊重員工的重要性。我想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三點非常重要：第一，內部要有凝聚力。第二，市場要有競爭力。第三，社會上要有良好的口碑。外面的競爭力是怎么來的？還是基于內部的凝聚力來的，內部有凝聚力，外部市場有競爭力，社會就會有好的口碑。我認為是相聯系的。不可想象，一個企業的業主通過員工轉移稅金的支付來獲得企業的一點兒發展，那是微乎其微的，這樣的企業已經進入到死亡的邊緣了。
[徐冠巨]我們企業一直以來希望有政策環境、制度環境、法制環境、輿論環境，這是我們寄希望于國家和社會的。但是另一方面，打鐵還要自身硬，我們自己怎么去負責任地對待自己，自己負責任地對待自己還要從負責任地對待員工開始，從自己負責任地尊重國家法律開始。不可想象，我們的企業連遵紀守法、關愛員工都要打折扣的話，那我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了。企業家的同仁們，這一點肯定是要警惕的。現在民營企業的基本面都是非常成型的，這種做法不是說絕對沒有，但要絕對抵制。
[澳門澳亞衛視]一段時間以來，在社會公眾的眼中，新的社會階層是游離于普通人群之外的社會群體，通常是有錢人。人們通常看待這群人的眼光也是比較復雜的。您覺得如何拉近你們與普通老百姓的距離？如何提高社會認可度？僅僅靠扶貧以及捐款夠嗎？謝謝。
[王健林]新社會階層游離于體制之外，我不太認同這個觀點。新社會階層，全國好幾千萬，官方統計的數據是六千萬到七千萬，包括六種人，不僅是企業家，也包括律師、醫生、會計師等很多人。這么大的群體，我覺得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所有階層的一個部分。很多新社會階層的人原來就是普通老百姓轉過來的，有些是官員，還有解放軍轉業的，我就是當兵轉業做企業家的，我沒有感覺到我們這個階層是完全跟社會脫離的。
[王健林]至于說和普通老百姓有距離，我覺得說有距離，可能也有點距離，這是很正常的。社會發展當中出現了貧富差距，現在貧富差距在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來講，據我看到的材料，好像中國的貧富差距跟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是比較高的。這個問題在于，我們以前沒有改革開放的階段，剛剛開放30年，前10年主要是解決吃飯、解決農村改革問題，現在轉移到城市，現在在發展當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先富起來以后，還沒有完全做到先富帶動全體致富，所以在這個轉化、轉型過程中，和普通老百姓的收入產生距離，這是很正常的。至于你說是不是僅靠扶貧就夠了，這肯定是不夠的。要完全和老百姓融為一體，不僅做扶貧，還包括做教育，還包括創造就業的機會，更多的是老百姓能夠解決就業。其實現在中國的老百姓是不是真正存在仇富現象，現在還不敢肯定，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我不認為現在真正存在仇富的現象。溫總理這次報告講的很清楚，主要靠創業帶動就業，只要有更多的創業機會，有更多的企業家興辦企業，帶動所有人都能夠體面地勞動，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謝謝。
[韓方明]不一定富人、老板就是新階層，還包括像我們這樣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專業人士，所以你剛才提的問題，新階層的范圍好像只限定在富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中介機構人士，律師、會計師都進入到這個階層。第二，承擔社會責任，剛才你說到的捐款、慈善事業，除了這些以外，還應該包括對國家的民主政治有所擔當，要積極參政議政，這也是新社會階層的責任所在。謝謝。
[北京京華時報]韓委員，我看到您的資料，您是職業的投資銀行家，目前次貸危機在歐美地區蔓延的非常厲害，同時有專家認為，也有進一步擴大的風險，您認為中國企業在面對次貸危機這樣越來越國際化的環境下，怎樣面臨像次貸危機這種風險，包括中國的銀行應該怎樣規避這樣的風險？
[韓方明]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已經成為必然，即使留在國內市場，也是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所以，在面對著目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國企業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未來在應對復雜的國際環境的時候，應該有很大的信心克服目前錯綜復雜的形勢。謝謝。
[肖勇]記者招待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