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在列席工商聯界別聯組會議時發言。
“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聽到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時，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很振奮，“這是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第一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前天在列席工商聯界別聯組會議后表示，由勞動保障部牽頭制定的《工資條例》草案主體已完成，我國將把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政策通過法律化確定下來。
有專家表示,如果《工資條例》通過，工資集體協商就會成為一種工資形成和增長的機制。
■政策發布
>>關于草案進程
條例草案正在征求意見
據張小建介紹，目前《工資條例》草案主體已經完成，正在按照相關法律程序征求各方意見�！白鳛閲鴦赵褐贫ǖ臈l例，《工資條例》屬于法律體系中第二個層面，即國務院法規�！�
當被問及《工資條例》和工資法的關系時，張小建說，我國制定法律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先由人大制定相關法律，為了將其具體化，需要國務院出臺條例法規。另一種是先由國務院制定相關條例，推行政策的實踐，等時機成熟再進行立法。《工資條例》和工資法的關系便屬于后者。
>>關于增長機制
工資增長通過協商共決
對于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張小建表示，工資集體協商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我國將借鑒外國經驗，并將其寫入《工資條例》�！拔覈鴮⒎�步落實工資集體協商政策，并將工資集體協商逐步法律化，職工工資水平的形成和增長將由企業和工會雙方談判確定。”張小建說，由于我國企業所有制的多元化，工資集體協商需要逐步推進。
>>關于社會推廣
將建行業性集體協商制
近日有媒體稱，五年內工資集體協商將覆蓋所有企業。對此，張小建并未明確表態。但他表示，勞動保障部門、工會部門已經在全社會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叭鐣茝V并不是指每一個企業都要單獨進行集體協商�！睆埿〗ㄕf，在工資集體協商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建立區域性的、行業性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由地域性的、行業性的工會和商會進行協商，確定工資水平。
>>關于政府作用
協商中政府將溝通指導
當談到政府在工資形成和增長機制中的作用時，張小建說，政府主要負責制定政策、進行監督。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協調、溝通和指導。“政府不會干預、制定企業具體的工資水平，我們只規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企業職工工資水平不能低于這個工資標準。”張小建說，政府還將根據勞動力市場情況，定期公布行業市場指導價，希望不同行業的企業根據市場指導價確定職工工資水平。
■專家說法
條例將促建工資增長機制
據勞動保障部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介紹，《工資條例》草案的內容主要包括工資決定的方式、最低工資、工資支付、特殊情況下的工資支付、工資的宏觀調控、工資法律責任等九個方面。《工資條例》草案將用來規范分配行為，保障勞動者的勞動變成權益，促進建立普通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
職工應通過工會主動協商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所副所長楊宜勇研究員認為，工資集體協商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方向。由于我國目前勞動力市場階段性供大于求，很多企業壓低一線職工的工資。而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不可能再像計劃經濟時代，在微觀層面規定企業的工資，只能通過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因此，解決一線員工工資長期得不到增長的問題，除了政府出臺政策保障外，現在還需要企業職工改變過去的觀念，通過工會主動和企業進行談判協商，運用工會為自己伸張合法權益。
■解疑·工資集體協商
據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介紹，工資集體協商是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主要手段和制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指職工代表與用人單位代表依法平等協商。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以及工資標準。
>>定義
協商內容包括四個方面
>>歷史
建國初期
曾開展集體協商
據張鳴起介紹，我國在建國初期曾經開展過工資集體協商，尤其是簽訂行業性工資協議，為建國初期穩定勞動關系，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95年，勞動法實施以后，工資集體協商由基層自發的行為轉變為政府政策的引導和工會有組織的推進。2005年2月，全國總工會與勞動保障部、中國企業聯合會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通知》，全面推進了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的工作。截至2007年底，全國工資集體合同簽訂了34.3萬份，覆蓋企業62.2萬家，覆蓋職工3968.6萬人。
■對話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
工資集體協商遇到三難題
昨天，記者就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相關問題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據張鳴起介紹，目前工會在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中遇到三方面難題。
工資不再由企業單方決定
記者：實施工資集體協商是否意味著工資不再由企業說了算?
張鳴起：工資收入是職工生活的主要來源，我國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已經確定了職工工資形成的“平等協商”原則，職工的工資不再由企業單方面決定，而應該主要由企業和職工代表協商確定。目前社會出現的工資分配不合理現象，如一線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偏低、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有些企業只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工人工資等，除了勞動力階段性供大于求的原因外，突出反映了我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建設無法適應現實需要。
協商后職工工資有所增長
記者：在實施了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和地區，職工工資收入是否有所增長?
張鳴起：是的。在一些城市，實行了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職工工資普遍比同行業未實行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高10%到15%。比如石家莊市的金源化工公司通過工資集體協商，職工工資漲幅達20%。需要指出的是，當企業效益下降后，企業和職工代表也可以通過工資集體協商對職工工資進行調整。集體協商遇到三方面困難
記者：企業方對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是否有阻力?
張鳴起：我們在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中確實遇到一些困難。第一，支撐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法律法規滯后，勞動法對工資集體協商的規定是選擇性條款，缺乏必要的罰則，因此一些企業以此為借口，拒不簽訂工資集體協議。一些外資公司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更難。第二，一些企業經營者片面地將勞動法規定的“企業自主決定”理解為企業單方面決定工資，認為如果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就要加薪，就會提高成本。第三，一些地方領導擔心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會嚇跑投資者，影響地方投資環境。
聘請指導員解決協商難題
記者：如何讓工資集體協商覆蓋尚未建立工會的非公企業，以及不具備建立工會的中小企業?
張鳴起：在我國，95%以上的企業是中小企業，在中小企業里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是目前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我們已經探索出了一條新的路子，這就是開展區域性和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中小企業工會無法和雇主直接協商工資時，可以把工資集體協商上移到上級工會，在一定區域、行業范圍內建立工會，與行業或者區域雇主組織的代表就工資問題進行平等協商。
記者：如何解決職工代表在協商中“不會談、不敢談”的問題?
張鳴起：工資集體協商的專業性很強，對職工代表的綜合素質有較高的要求。因此，我們要求縣一級工會要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隊伍，并將工資集體協商隊伍專業化、職業化。我們可從勞動、工會、企協、企業主管部門，或者從社會上的專家學者和法律界人士中聘請一批熟悉法律、懂政策、善于協商的人員擔任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
對于企業內職工代表不便進行談判的問題，上級工會可以根據基層工會的要求，派員作為企業工會的代表，直接參與企業工資集體協商，也可以聘用社會人員參與協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