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鵬在從平武縣步行去南壩鎮采訪的路上。
本報記者劉海鵬災區采訪路線圖
在災區采訪了11天之后，我帶著對曾經戰斗和仍然戰斗在災區的人們的無比敬意踏上了回家的路。當巨大的災難來臨時，災區群眾所承受和面對的都是我無法想象的，他們的那種精神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到達災區的一剎那，心中的同情與憐憫感消失殆盡，剩余的只有對災區人民和戰斗在那里的人們的無比敬意。
災區不需要眼淚，災區人民不服輸的性格和挺起的脊梁讓我看到了災區明天的雄起。再過5年，去那里看看，肯定又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一個“不知名的重災區”
5月18日下午1點，當我和同事張躍偉隨山東醫療救援隊從成都趕到眉山時，卻發現自己來錯了地方，因為在這里看不到地震災區的樣子，人們的生活正常，賓館、商店都在開門營業。 從地圖上看，眉山市位于成都的西南方向，而地震的重災區基本都在成都的北面。在采訪眉山市副市長楊玉仙時，我們了解到眉山的基本情況：受災比較輕，主要負責接收各地的傷員，是一個大后方。 到最前線去！采訪結束后，我和張躍偉堅定了離開眉山的想法。
下午3點，醫療隊一支10人小分隊要趕赴青川縣，我們決定隨隊前往。隊伍到達成都后，我和張躍偉分手了，他去其他地方采訪，我則繼續前行。
在廣元到青川海拔1000多米的一段山路上，兩車道寬的道路常常會遭遇一大半塌方，車輛一不小心就會跌入深淵。76公里的路我們走了4個多小時。
5月19日，剛到青川，一次5.4級的余震就給我來了一個下馬威，不遠處的山坡出現大滑坡，堵住了道路，剛剛還停車放行李的地方多出了許多石塊。當晚，青川縣委常委、宣傳部長馬健告訴我，我們來青川的那條路又因地震滑坡被堵住了，幸虧我們沒在路上。
“青川是一個不知名的重災區，拜托各位把青川的情況如實報道出去。”5月20日，青川縣委書記李浩生專門召開媒體通報會，對有關部門把青川列為次重災區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呼吁外界的支持。第二天，李浩生就接到了上級通知，青川縣被列為極重災區。 5月25日，“5·12”地震后最大一次6.4級余震又發生在青川，造成該縣7萬多間房屋垮塌，數百人受傷。
兩位“80后”的志愿者兄弟
5月21日，當我接到去平武采訪的任務，需要離開青川的時候，我才發現交通成了最大的問題。在青川縣城，除了救援車輛外，我沒有見到一輛出租車，青川縣委常委、宣傳部長馬健幫我聯系了出租車，但聽說去平武，給多少錢都沒人愿意去。 平武有山東第一支52人的赴川抗震救災醫療隊，他們在5月13日最危險的時候就冒著大雨到達了災區，但因為交通和通訊問題，關于他們的報道很少。由于我正在青川，兩地地圖距離很近，因此我決定從青川趕過去。
青川縣隸屬于廣元市，平武縣隸屬于綿陽市。馬健建議我先回廣元，從廣元到綿陽，再從綿陽到平武，因為從青川到廣元的車很多，到了廣元市再找車就好找了。
馬健的建議我沒有聽，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路上。幸運的是，5月21日下午，我在青川縣指揮部遇到了來自濟南金萬通公司的兩位“80后”志愿者牛紀峰和孟慶飛，得知我的情況后，兩人決定趁晚上的時間送我到平武。
兩人剛來四川，既沒有山路的駕駛經驗，也不熟悉道路，有的只是滿腔的熱情。剛上路的一段時間，我真的感覺到一種發自心底的恐懼：如果發生意外，那就是我害了這兩位志愿者兄弟。趁手機還有信號的時候，我給后方的領導和在綿陽的兄弟發了一條短信，留下了三個人的名字和電話以及當地指揮部的電話。 幸運的是，一路上的情況比想象中要好，塌方和落石較少，車輛也少，雖然后來天黑了下來，但我們已經過了最困難的一段路。從青川到平武146公里的路程，我們只走了4個小時。5月21日晚9點多，我們安全到達了平武。 10名留下遺言的醫療隊員
平武縣城受災不是很重，房屋倒塌不多，縣城的大小廣場上住的都是來自南壩、平通等鄉鎮的群眾，南壩、平通離北川縣城的距離甚至比離平武縣城還要近，鎮上房屋幾乎被夷為平地，只有2萬人的南壩鎮死亡人數達到1700多人。地震發生后，南壩鎮一度與世隔絕，直到5月16日，從江油市至南壩鎮的一條鄉間道路才被打通，外界救援力量才開始大規模進入。
5月23日，我到南壩鎮采訪時，沿途多處路段仍在清理塌方，有時一些路段要等待半個小時才能放行一次。完全垮塌的南壩鎮大橋也在這一天開始重修，但要進入南壩鎮腹地，仍然要從浮橋步行半個小時。
在南壩鎮，記者見到了已經工作6天的山東醫療隊隊員王玉林和周東升，兩位年過半百的專家每天都在余震中冒著塌方的危險穿行在山間給群眾看病，對他們來說，這已經不算什么了。早在5月18日，兩位專家就曾帶領一支小分隊步行7個小時從平武趕到南壩，在出發之前，這支小分隊的10名成員都把最后一個電話當作遺言，然后義無返顧地踏上救援之路。 數萬名期待重建家園的群眾 綿陽市的九洲體育館，安置的幾乎都是來自北川的群眾，最多時安置了近4萬人，還有350名孩子在這里的帳篷學校上課。
到達綿陽之后，我曾多次來到這里采訪，每天都能看到有群眾離開，到5月27日，這里的安置群眾只剩下了六七千人，很多人都已經回到北川，和來自山東的援建隊伍一起，參加到家園的重建中。
地震發生之后，40歲的傅華健再也沒有見過在茅壩中學上初中的兒子，雖然他曾多次去尋找，但都沒有結果。談起兒子的時候，這個堅強的羌族漢子努力控制著自己的眼淚，但他說得最多的還是回家。
5月25日上午，也是在九洲體育館，56歲的彭玉秀正在為8歲的孫女石雨荷梳頭，另一個孫女則在一邊看書，兩個孩子的父親都已回到北川。這個樸實的羌族婦女告訴我，雖然家暫時沒有了，但孩子都還在，她要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教她們學習，孩子的將來就是希望。 5月28日晚，當我在綿陽機場登上回家的飛機的時候，回想自己11天的災區經歷，我不知道自己為災區做了多少事，但我所采訪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會向我表示感謝。其實，我更應該感謝他們，從他們那里，我了解了一個個的動人故事，感受到了人間最真善美的東西。從他們那里，我也看到了災區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