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3日 00:15 魏永征
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業余作者在1991年寫了一篇題為《苦柚》的散文，發表后頗受好評，還獲得了全國性的獎勵。到前年，忽被指為抄襲之作，并且言之鑿鑿，是抄自小學語文課本第八冊。他趕緊找來課本一看，這正是他的《苦柚》！事實上不是他抄襲了課本，而是課本“悄悄地”收入他的作品卻“遺漏”了他的署名。
他從此開始了同出版社的漫長交涉。是非很清楚，錯在出版社，后者也向作者道了歉。但是事情并未迅速了結，雙方爭議要點簡單說，就是出版社愿意支付1.2萬元作為一次性賠償，從此“無限期使用”這篇作品，作者不再主張獲酬權。而作者認為這顯失公平，要求按7年來出版的課本總數支付印數稿酬，對課本的錄音制品支付稿酬等。目前糾紛已經進入訴訟程序，對于作者訴求是否合理且不評說，而案件本身卻使我頗有感觸。
著作權法屬于民法部門，著作權發生的關系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民法關系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任何一方不得強制另一方等等原則，這些在今天都是常識。但是正如一位哲人說過的那樣，由于一切權利總是意味著以同等的尺度來對待不同等的主體，那么它必定是默認事實上的不平等。在多數情況下，媒介相對于作者擁有天然的強勢。一邊是面向全國莘莘學子的大出版社，一邊是江西老區新興城市里的普通工人，能夠平等嗎？前者看見這篇作品好，就可以任意取用，就可以“丟失”了作者的署名、“忘記”了支付稿酬，持續七年之久。這并沒有什么奇怪，撇開其他一切不談，至少是錢在它手里，技術在它手里，傳播網絡在它手里，你作者有嗎？所以作者總是有求于媒介。
當然還有另一種情況，這主要是那些大作家、大官員、大名人的作品，或是某些非常重要非常精彩出色的作品，那時強弱之勢就可能倒過來，就是媒介有求于作者了。當然這種態勢是很少的。
法律就是要在事實上不平等的權利主體之間實現盡可能的平等，所以法律總是向弱者傾斜，著作權法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保護作者的著作權，而作者就是指自然人，單位主持創作只能“視為”作者。正因為有了著作權法，《苦柚》作者才有可能同出版社平起平坐地打一場民事官司。
媒介的權利當然也是要保護的。除了媒介主持創作的作品外，媒介的權利主要是傳播者權，這是指媒介對自己在傳播他人作品過程中創造出一種新的“傳播作品”所享有的權利。傳播者權又稱鄰接權（neighboring rights），這個名詞起得很妙，是說它只是鄰接在它所傳播的作品著作權旁邊的，而不應當涉及以致損害作品作者的著作權。法律規定的編輯作品著作權，如果編輯者是媒介單位的話，那么這同鄰接權也差不多。比如那家出版社對于它編輯的課本整體享有編輯著作權，而其中每一篇文章的權利仍然屬于各自的作者。但是現在一些媒介對此很不滿足，總是想從它所傳播的作品中再獲得一點什么。那家出版社就不理會十年專有出版權的法定優惠，而要“無限期使用”別人的作品。那些連專有出版權也不享有的報刊居然宣布本報（刊）發表的文章版權歸本社所有，誰要轉載得付“作品使用費”，似乎作品經它刊登，就成為它的了。至于那些亂摘亂轉，分文不付，更是鼠竊狗盜，等而下之了。
所以我還是要說一句有些媒介同行也許不高興的話：著作權法著重要保護作者個人的合法權益，而貫徹著作權法的關鍵是在媒介，媒介的著作權意識，保護作者合法權益的意識，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