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晚年撰寫的150篇《隨想錄》，被世人稱為：“情透紙背、力透紙背、熱透紙背”的當代心靈懺悔錄。從“文革”的災難中走出，巴金在自譴那隨波逐流寫下的“檢查”、“大批判文章”時，思索更多的是國家的命運、社會的命運、人民的命運。他在最終下決心提筆寫這組文章時說：“我年過七旬，工作的時間不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我被整整剝奪了十年的大好時光。說是要回來，但辦得到辦不到并沒有把握。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我愿意一點一滴地做實在的事情，留點痕跡。我先從容易辦到的做起。我準備寫一本小書：《隨想錄》。我一篇一篇地、一篇一篇地發表。這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于不說的話，寫了等于不寫的文章。那么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種無力的吶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這是巴金心靈的剖示，是巴金晚年獻給社會的最豐厚的文學財富。
生命不是享受，不是索取，而是奉獻。巴金在80年代給無錫錢橋中心小學、成都東城根小學的孩子們的信中，都闡述了他的這一思想。今天，當他飲譽世界文壇，獲得法國騎士勛章、但丁國際獎、亞洲杰出華人文學獎、福岡國際文學獎，并且巳年邁、被疾病纏身時，他仍在燃燒著自己，不斷奉獻著。26卷本的《巴金全集》、10卷本《巴金譯作集》、《懷念曹禺》、《告別讀者》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90歲以后校完和寫成的。當人們在欣賞他的這些新作，翻讀他的如磚似的全集時，有誰知道這些來得是那么的不易。華東醫院醫生曾經告訴記者，80年代初就巳確診巴金患了帕金森氏癥，近20年來雖然控制得較好，但一直折磨他。他的手經常不由自主地顫抖。寫作時，普普通通的一支筆拿上去就掉下來，拿上去就掉下來，總要反復10余次后才能握住筆。有時剛寫了幾個字，手指就動不了了，要橫橫不出來，要撇撇不出去，老人著急中想出一個“辦法”：用左手去推右手。可謂字字艱辛，字字是血。
巴金晚年的心致，一大部份給了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館。他倡議并且為之呼吁，他將自己的多年積蓄和部分藏書捐了出來，他還在籌建最困難時期，寫信給江澤民總書記，希望中央給予關注和支持。當今天，中國現代文學館一期工程已建成，并且向世人開放時，人們有理由說，這是巴金晚年奉獻社會的最偉大的杰作。
巴金在病中操心最多的還有捐贈自己藏書的事。1998年巴金生日時，上海圖書館舉辦了他的著作版本展，不料其中的一本《寒夜》失劫了。巴金于是覺得很對不起上海圖書館，讓他們受了損失。便執意將家中唯一的一本捐給他們。老人一直在醫院，不能自己去辦這事，于是經常問起這事。說起巴金的藏書，可能是中國作家中最多的。他在年輕時就有藏書的嗜好。看到好的書就愛不釋手，想著法兒把它們買下來。于是，外文書、線裝書、精裝書、善本書、孤本書……應有盡有，勝過一般圖書館。“文革”結束以后，當這些被查封的書重新回到巴金手中時，他就想把它們捐給國家。因此，整理藏書，成為巴金晚年要做的“善后事”中耗費精力最大的一件。他常常一整天一整天鉆在書堆中，爬上爬下，一本一本翻看，一本一本歸類，爾后請受益單位上門，運走它們。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都得到過這份不薄的財富。每一次，巴金坐在家中那把老式的木椅上，靜靜看著工人們在搬運，目視著這些伴隨自己一生，并且給予他智慧的“朋友”們，離開家門，那眼光，充滿慈愛與不舍。
捐助華東水災、麗江地震、長江洪水、希望工程……眾多的社會公益事，巴金都隱姓埋名，獻出自己的一份愛。
做點事，人活著才有意思。巴金畢生都在這樣做。
新華社記者 趙蘭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