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樣題材的《英雄》來推測，《十面埋伏》未必能成為張藝謀的最好作品，但是野心勃勃的投資方代表北京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張偉平卻在以史無前例的運作方式調用一切可以調用的手段來宣傳這部影片：音像版權喊出2000千萬的天價；舉辦全球首映慶典的北京工人體育館里里外外裝飾一新；典禮活動耗資兩三千萬元，僅中央電視臺現場錄播費用就達1000萬元；首映直播權已經賣到全國6個城市，主會場信號通過衛星同步傳輸到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廈門等分會場，各會場觀眾總數超過3萬，電視觀眾將逾6億……慶典活動由張藝謀本人親自策劃并擔任藝術總監。
二張顯然要把工程浩大的首映禮打造成“春節晚會”那樣的民族盛事，不過可以確知本次首映活動將會像同樣在陰謀支配下用人海戰術掀起滾滾文化熱浪的所謂“國產電影節”一樣充斥喧賓奪主、辭不達意的歌舞狂歡：巨星云集、視聽盛宴，一切都是為了電影，而整場活動中真正的主角“電影”又恰恰成為最不重要的部分，《十面埋伏》居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不肯走到前臺--宣傳方一直聲稱所作所為必將突破傳統電影首映式，但個人以為宣傳方所謂的突破其實就是首映典禮不播放整部影片。只放映10分鐘的精彩片段、刪節鏡頭、拍攝花絮和笑場鏡頭！--這還叫電影首映式嗎？在這個“首映式”上根本沒有電影的首映，這個“首映式”更像在慶祝某部偉大電影的誕生！如此地為并不確知的“幸福”而歡欣鼓舞自我陶醉，太朝鮮了吧？！
圍繞殘缺電影展開的各種朝鮮的阿里郎式的宣傳活動根本就是一種藝術陰謀：宣傳影片多花點錢本無可厚非，美國影片《珍珠港》首映式耗資就超過500萬美元，但人家把二戰老兵、高級軍官和電影明星等共2000多人請到航空母艦上觀看影片，還算主題突出，思路對頭，傘兵降落、焰火升騰都是陪襯，在巨大屏幕前觀看影片才是重頭戲。
《十面埋伏》倒是把重要場景牡丹坊“整體復制”到晚會現場，但是“牡丹坊”在那兒只作為舞臺道具而存在，在這里沒有電影上演，只有文藝演出--如果到了票價480元-1800元的首映式上電影《十面埋伏》還純屬廣告性質沒有掀起蓋頭繼續搞商業懸念，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宣傳單位玩得就是陰謀：極盡鋪張，可以最大程度的吸引眼球，遮蓋全片，又可以使首映式后可能出現的所有不利于影片宣傳發行的言論喪失立論根基，到場媒體的報道深度大受限制，一句“沒看過整部電影就沒有資格評論”就可以打滅所有反對的聲音，不失為汲取《英雄》教訓鉗制各界言論達到陰謀目的的有效手段。
夠了，以如此有中國特色的方式炒賣電影，該有人吐了。
中國有句老話：捧得越高，摔得越重，既然有了《英雄》的教訓就不應該如此興師動眾地致力于吸引和轉移觀眾視線，不怕《十面埋伏》掀開蓋頭，口碑比《英雄》更差？！對了，商人奉行利益至上，就算《英雄》不是好電影，畢竟也在國內賺了2.5億！只是苦了被捆綁到經濟航母上名節不保的電影大師張藝謀--如果他也蛻變為商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只是莫怪別人評頭論足。
張藝謀的電影曾經代表中國電影的巔峰，擔任影片《黃土地》（1985 獲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第七屆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攝影師，一鳴驚人；到處得獎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1987 獲第八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第十一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第三十八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將第五代運動推至高潮，完美的形式、獨立的精神，大師功績，彪炳史冊。
其實張藝謀的“發跡”，亦得惠于“墻里開花墻外香”的宣傳，成名之后，張藝謀成了世界級電影節上的座上賓，攜新作參展、拿獎再回國宣傳放映也成為標準化流程，像陳凱歌的《霸王別姬》（1992 榮獲第46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大獎：金棕櫚最佳影片獎）先上映獲得良好評價再端到國際上拿獎的事張藝謀幾乎一次沒干過--這說明張藝謀較識時務善于借勢。
《菊豆》（1990 獲第四十三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首屆路易斯·布努埃爾特別獎）、《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 獲意大利第四十八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銀獅獎、國際影評人協會大獎）、《秋菊打官司》（1992 獲意大利第四十九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等幾部影片使張藝謀電影在國際和國內打響知名度，高揚反封建旗幟的《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暫時遭當局封禁也成了用來推助宣傳聲勢的“炒料”。第一次挫折，應該是1994年在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上榮獲三個獎項卻不容許在國內上映的《活著》。從一個影迷的角度去看，張藝謀至今只拍過兩部電影：《紅高粱》和《活著》，兩部作品中富于開創性的激情和寫實手法在中國電影中前所未有，堪稱世紀之作。
對藝術家而言，創作達至頂點之后，即是低落的開始。此后張藝謀一直在嘗試闖出新路，開始涉足傾向娛樂性更加通俗化的題材，如《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95）、 《有話好好說》（1996）、《一個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親母親》（1999）、《幸福時光》（2000），這些作品大多只能在國際上混個技術獎什么的，卻在中國電影“華表獎”、“金雞獎”、“百花獎”吃香喝辣，當他淪為國產主旋律電影創作集群中的“先鋒人物”，其作品就必將逐漸流失與世界進行話語溝通的能力。中國電影經典之作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1993）和陳凱歌的《刺秦》（1997）都是以犧牲投資人的金錢為代價換來，張藝謀再也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精明的張藝謀開始一步步地學會了操縱電影經濟……
電影方面的成就確立了張藝謀的權威地位，被譽為“極富想像力的亞洲第一色彩大師”的他最喜好有中國特色的紅色，這種貴族顏色也一度成為張藝謀電影的顯著標志，并構建了一種強勢的壟斷的視覺文化，張藝謀的視覺文化。這種文化造成的惡果是大多數人必須以仰視的姿態面對色彩尊貴的張藝謀電影，就算張藝謀主動把鏡頭沉入“生活底層”（《秋菊打官司》、《有話好好說》、《幸福時光》），觀眾也很難產生共鳴投入其間，因為張藝謀作品中的映像已經不是“生活真實”而是經作者深思熟慮后高度提煉的“藝術真實”。當這種將世俗生活奇觀化的處理手段被奉為經典模式并受到全民追捧之后，張藝謀式的視覺產品大舉進犯其他視覺藝術領域即成可能，這一過程既完成了藝術的互動和互補，又潛藏著巨大的商機，可以大力拉動時尚文化消費，促進國民經濟。
于是，張藝謀成了精。搞電影創作時自成大家氣派，轉行經營其他門類，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一樣氣象萬千、受人矚目。
1998年，意大利實景古典歌劇《圖蘭朵》在太廟演出，張藝謀真對得起1500萬美元的巨額投資，居然搭建了長150米、高45米的世界最大舞臺！演出票價炒到2000美元一張，10場爆滿后又加演一場！
2003年，韓國出資60億韓元(相當于4000萬元人民幣)，請他把《圖蘭朵》搬到的韓國人心目中的圣地足能容納6萬觀眾的上巖洞足球場（2002年世界杯韓國隊進球最多的場地），可謂給足面子！《圖蘭朵》赴韓演出預計觀眾14萬，組織者可盈利30億韓元！
他還用近5年的時間籌備以天然景觀為舞臺總投資達兩億人民幣的實景歌劇《印象·劉三姐》，該劇演員人數超過700，“舞臺”方圓兩公里，堪稱全球最大的山水實景演出。
然后是盛演一時的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做重大改版，2003年，張藝謀跑到中央芭蕾舞團上了一陣班，地球沒他肯定不轉了:當編劇當導演當藝術總監，京劇加芭蕾、旗袍芭蕾，中西文化合璧、現代與傳統理念沖突，看看這出舞劇販賣的藝術是何等貨色吧：“……用細膩的舞蹈語匯表達了封建大家族錦衣玉食掩蓋下的婦女內心的孤獨無助和對愛情、自由的向往……”
--跟《桔子紅了》之類又酸又臭的國產都市言情偶像電視連續劇可有兩樣？
偏偏這種事，由張藝謀做了。加上執導申奧、申博宣傳片和天壇祈年殿中國印揭幕晚會等創舉，說張藝謀是制造視覺中國的第一人，恐不為過……
那么，拍攝有史以來最昂貴武俠巨片《英雄》，便也理所應當了。該片投資3000萬美元，可謂野心不小，不過劇本之弱，使這部電影成為一豪華的垃圾桶，好看不假，卻也惡名遠揚。
《英雄》中居然是沒有英雄的，《紅高粱》中自由狂放的“我爺爺”、“我奶奶”死了，《活著》中品質堅韌的平民不見了，無名、殘劍、飛雪，冷血而空洞的人物，作為體現導演媚上意念的符號，缺乏人性內涵。整部電影，異常搶眼又不知所云……說白了，張藝謀是想借著武俠影視劇熱大撈一票，結果落得個和二中（黃建中《笑傲江湖》、張紀中《射雕英雄傳》）一般下場。
武俠片這塊骨頭，無論如何不是內地導演該啃的骨頭--有香港電影人就夠了。僅僅有一時的頭腦發熱或者自以為占有著優越于港臺的歷史文化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國產片導演的思路本身就限定其不能做武俠題材電影的創作核心。偏偏張藝謀武俠情結不改，又傾力奉獻《十面埋伏》，做的再好，可能超越《東方不敗》嗎？絕對不可能。
據報道《十面埋伏》在第57屆戛納電影節上作為參展作品公映后，打破了電影史上影片結束掌聲持續20分鐘以上的紀錄，也許電影會好看。但宣傳工作如此喧囂并暗藏陰謀就不應該了，根本是與電影無關的商業行徑，沒文化、沒思想，只散發了刺鼻的銅臭。
借電影以及周邊產品大發其財，在三十歲之前就靠《星球大戰》成為百萬富翁的喬治·盧卡斯是成功例證，制作《星球大戰》系列（1977）后喬治·盧卡斯要求擁有全部衍生產品包括玩具、游戲、海報以至服裝、日用百貨等所有與《星球大戰》有關產品的利潤分享權，全部衍生產品銷售額估計超過45億美元，屬于喬治·盧卡斯的收入也超過10億美元。拍攝《星球大戰I-幽靈的威脅》（1999）時，1.15億美元的制片預算居然不必自掏腰包！僅和百事可樂以及玩具廠商合作，進帳收入就達到了30億美元的天價！《星球大戰》是上個世紀最有影響的文化事件，也是上個世紀最為典型的經濟學案例：一部電影造就一個商業巨人！
和年收入1億多美元的喬治·盧卡斯比起來，張藝謀的經濟頭腦不是很差，這幾年也應該身家千萬了，說到搞策劃玩創意唬人之類，張藝謀的老謀深算喬治·盧卡斯沒得比，年年制造焦點牽著媒體鼻子走，但張藝謀的致命傷就是他未能像喬治·盧卡斯那樣拍出可以鼓動幾代人并形成文化體系的電影！《星球大戰》已經成為一部跨世紀的巨片，而張藝謀在拍《英雄》的時候自認為若干年后有人記得這部電影的若干個鏡頭就不錯了，如此胸襟，怎會拍出傳世佳作？《星球大戰》可以理解為西方人的“武俠片”，該系列中一直延續這樣一個主題思想：想做英雄，就要學會自我克制，所以主人公的情感可以喚起觀眾共鳴，而影片對意念力的重視程度，居然不輸宣揚氣功的中國武俠電影，加上絢爛的特技效果，能夠掃蕩全球電影市場理所當然。相比之下，張藝謀的《英雄》是什么呢？只剩下“假大空”了。
拍爛片而將宣傳工作精品化，長此以往，以電影的名義售賣的東西，必定失去電影產品的文化、情感蘊含，便不可能具有可以滲透到社會生活乃至民族精神當中的恒久生命力。記得當年《紅高粱》獲獎之后，某酒廠推出大壇子紅高粱品牌，居然還在國際上得了個包裝獎，估計效益也會不錯--這個事件，可以理解為借助電影文化來弘揚酒文化的文化事件，張藝謀想從該酒廠分一份紅利，絕對可以理解，反過來像今天的《十面埋伏》一樣采取和電影毫不相干的形式、找來一堆和電影毫不相干的人大肆炒賣，如果影片質量不高，前期所做的一切便都是騙局。如果這場騙局的導演是張藝謀，他的商人行徑就必須譴責。
張藝謀，這個制造視覺中國的民族英雄，這個印鈔機一般的文化巨人，猶如春藥催發民眾激情，然而，今天，已經沒有英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消費時代，大多數打著藝術幌子的商業單位都將因自身的功利追求和低素質消費群體的容易滿足而無比短視貪多求快，要不然如何生存？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張藝謀集團亦未能幸免，他們上竄下跳，大喊大叫，立誓有效，“時尚”包裝的“文化”兇猛勃起，刺激強烈，快感短暫--但與電影無關，就是了罪惡--張藝謀們立起的經濟圖騰，本是一根文化的恥辱柱。
張偉平曾表示:一定要把一部電影變成一場全民關注的文化運動……夠了！真不知道臉紅啊，中國觀眾被一次性藝術騙得太多了，等拍出“星戰”“東方不敗”那樣可以傳世的電影經典再叫囂，好嗎？
看看這些觸目驚心的消息：“《十面埋伏》將進口大片、香港電影擠出檔期”、“《十面埋伏》已限定全國上映最低票價為40圓”……在中國，看電影是不自由的（祝福吧，還有看盜版的自由！）。“張藝謀”牌春藥達到短期內刺激消費的目的卻大大破壞著內地電影產業鏈條，令整個產業元氣大傷，最直接而無法挽回的惡果，是徹底摧毀了我們對國產電影尚未泯滅的期待。
且對那場無關電影的“狂歡”豎起中指。
當“張藝謀”這三個字成為一塊金字招牌，一年里可以做的題目有太多，我們可以說有一種時尚叫“張藝謀”、有一種浪漫叫“張藝謀”、有一種奉獻叫“張藝謀”、有一種光榮叫“張藝謀”……但是，目前我只想說，有一種春藥叫“張藝謀”。
李祥瑞 2004、7、10
原文載《過客》電影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