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粗糙的，甚至是丑陋的，但只要是新鮮的，就有了生命的質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從當初的《文化苦旅》到現在的《行者無疆》，余秋雨的身后始終有虔誠的讀者跟隨。也是為了尋找文字后面的真實質感，2001年年底，記者在中旅大廈24層，采訪了余秋雨。
21世紀三大文明唱主角
記者：《行者無疆》的歐洲旅行后，世界上還有哪些地方您沒有走過？
余秋雨：我并不是要走遍世界的每個角落，主要是選擇對世界文化有普遍影響的地方。目前還有瑪雅、非洲等地都還沒去過，但現在不著急，因為還有許多已經走過的地方還沒來得及消化，雖然書寫出來，但還需要整體把握、感覺一下，21世紀肯定會是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這三大文明唱主角。
記者：美國的9·１1事件就是兩大文明的沖突，您預測過未來會怎么樣嗎？
余秋雨：我從歐洲回來之后就發現他們兩種文明打起來了，我想兩種文明都會吸取教訓的，即使他們有強硬派，但也一定會有智者，他們會反思，長期以來把自己的文明看成世界惟一的價值系統，這怎么可以？
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國加入了WTO，申奧成功了。我覺得中國的未來會比較樂觀，這就像孩子一樣，越被重視就越容易成功，過去我們閉關鎖國也是因為老是被人家瞧不起，有逆反心理。中國的唐朝被全世界尊重，所以能從容不迫，現在的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境況。我對中華的發展比較樂觀，但對世界和平就沒那么樂觀了。我走過了那么多的地方，看到災難重重，到處隱藏著危機和無知，那里的民眾很容易卷入到狂熱中，發生戰爭。
我的書幫助世界了解中國
記者：走了這么多國家之后，您覺得世界了解中國嗎？
余秋雨：我這次去歐洲，一路上感覺最深的是西方文明的自傲。它要求所有的文明進入它的價值系統，于是和其他文明敵對起來。其實，文明和文明之間是應該有共同語言的，文明的共同敵人應該是野蠻、恐怖，而不是其他的文明。但歐洲文明對中國的了解到現在還是外在的，提到中國他們會想到武術、餐飲、陶瓷，但中國人的心理走向以及情感基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在國外看到別人對京劇喝彩的時候，一方面是高興，一方面也擔心，他們以為這是我們的文明只有這些！相比起來，我們是那么了解莎士比亞、歌德、雨果。而他們卻不了解我們的司馬遷、屈原、李白。
記者：并非人人都了解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您的書幫助了他們。
余秋雨：這也是我當初行走的目的。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走在路上，那么走在路上的人就有義務和責任。我在國外看到的外國人，很難說反華還是親華，但能分為兩種，來過中國的和沒來過中國的，只要是來過中國的都對中國比較友好，因為和他們原來想象的不同。
我因此努力在我的書中追求一種結構，表面上是游記，背后是人文思想，文章中一定有我的靈魂、愛憎和與古人之間的心理共鳴。我不希望像我出走以前做那些研究，史、論往往是比較理性的概括，在學術界小圈子里、學者間交流是可以的，但不能面對大眾，起不到推進文化的作用。
走訪了解社會是種責任
記者：您“離圈出走”是在15年前，您為什么會選擇在那個時候選擇這種形式？
余秋雨：如果當時中國社會還比較黑暗，我可能仍舊會躲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但當時已經進入到了中國空前的開明時期，我覺得應該走在文化發展的前面。在我的讀者中，有很多是文化層次比較高的人，如果我還是在書齋中做文章，就連他們也不能帶動，那樣的文化思考有什么意義？很多時候就變成了一種自我消耗，是浪費。
記者：出走就意味著放棄，當時沒有顧慮嗎？
余秋雨：我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教授，第一批國家級專家，上海戲劇學院的校長，我可以在已經不錯的背景下過下去，但是和社會太遠，所以我出來。出來之后遇到的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從此失去了各種保護，二是發現自己的儲備只是書本上，必須要走訪了解社會，親臨文化的遺址和現場。
第一本《文化苦旅》被社會接受后，我感到了某種責任，需要我繼續走，越往后越是這樣，這次歐洲之旅，我覺得背后有很多世界各地中國人的眼睛，他們想通過我了解世界。也許我的眼光有錯誤，但中國人畢竟可以用平等的眼光來考察其他文明了。
“行者”的路途沒有界限
記者：這次來北京，我發現您開始用“行者”稱呼自己，為什么？
余秋雨：這里面有一點幽默。我寫散文，但中國研究散文的人太多，馬上就會有人評論，你寫的到底算不算散文？散文里面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議論？我沒有精力啰嗦？我說在搞學術。有人就會說，學術不應該在外邊走動，應該在書齋里坐冷板凳的！我說我是旅行者，可能還會有人在這上面做文章，那我不叫旅行者，叫“行者”，走路的人總可以吧！
“行者”也是一個行動者。現在中國缺少的就是行動者、創造者。因為在我的眼中，考察也好，散文也好，是沒有界限的，行走的路途也沒有界限，所以我的新書就叫《行者無疆》。不僅如此，還有另一個含義，在路上。
為內心的沖動尋找表達方式
記者：很多讀者喜歡您的作品，是因為它的文字，您追求這種精美嗎？
余秋雨：我非常看重美文。我的文章從表面上看起來輕松、講究，別人可能以為，它會比寫學術的東西輕松一點，其實正好相反，我要把一篇萬字學術論文，變成一千字的散文，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我要把它寫出生命的質感，這是我的所有文章追求的。很多在學術論文中我不感動，不能進入到我自己生命的東西，在現在這種文字中都可以表達了，如果說讀者被其中恰到好處的東西感動，那是因為我與生命面對過了。
我的《行者無疆》，寫成文字的大概是這本書的三倍，我一定要在其中，尋找真的叩進我心，我估計也能叩進別人心的發表出來。寫《山居筆記》的時候，我的家人都知道，寫一篇病一場，遠沒有當年寫學術著作，一本接一本那么輕松。
記者：以前寫學術著作是用腦，現在還要用心吧？
余秋雨：是的。是用心、用心。每個字的尋找、推敲過程中，也增加著我自己的感動。這是寫作的第一層次，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消耗，但還沒有完，一個聲淚俱下的演員是演不好戲的，還需要把這種感動變成能感動其他人的瀟灑的文筆，回到感性層面上來，為內心的沖動尋找恰當的表達形式，這有難度，對我也是，不是隨手拈來的。我不喜歡用形容詞。
記者：每本書都是這樣推敲嗎？
余秋雨：不，《千年一嘆》就來不及了，現場記錄著那次行走的艱難和危險。我們每天要在偏僻的小旅館中尋找祖國的方向，把文字通過海事衛星發出去，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每天等著刊發，但還是有大段大段的文字脫落，是接收者憑借猜測補上去。為什么每篇文章都有“幾月幾日在哪里”，不瞞你說，當時我已經想過，有一天，余秋雨突然被殺，日記就此中斷。這件事情太可能發生了，到處是恐怖分子、綁架者，我們不是政府代表團，最多只能花錢雇坦克保護，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走完過《千年一嘆》的旅行全程……我當時覺得，如果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也很美。所以我后來的書是全部“原始記錄”，沒做修改，我要通過它表現特殊的寫作狀態。
文化粘滯期易生長批評
記者：出了這么多書，您一定知道別人對您的批評吧？
余秋雨：知道一些，但因為我經常在路上，所以可能沒你熟悉。我覺得應該把這種情況歸入一個大背景中去考慮：我們的文化在轉型，原來的文化結構和新型的文化結構之間是很難有共同語言，比如：很多人認為，你怎么可以這么輕松地談歷史？這是一種是老舊的結構和觀念。對此，我8年前在上海講過：中國文化會進入到一個粘滯期，老體制要被淘汰，新體制還沒建立，會出現是非顛倒。中國已經加入WTO，我希望文化產業化出現之后，這些情形能提前結束。
但具體到我，我只按我心中最感動的方式去表達。其實當初我辭去校長的時候就有人告訴過我，從那一刻起，我等于是自動放棄了一層保護，如果我現在是個政界人物，隨意指責的人們就會有所顧忌。
記者：您自己覺得哪本書最滿意？
余秋雨：我自己都還比較喜歡，可能《文化苦旅》幼稚一些。剛開始寫有雕琢的痕跡，描述也比較老派，用了人家用過的表述方式，比如：“莫高窟”、“洞庭一角”、“廬山”幾篇，因為我沒有找到真正的讓我感動的內容，所以寫得沒有后來的從容。
最滿意自己的善良
記者：您最滿意自己哪一點？
余秋雨：我覺得應該是善良，大的善良。我在寫倫伯朗的時候掉眼淚了，寫很多和我的現實生活沒有關系的人和事情的時候，我經常會這樣，很多讀者也被我這樣的文章感動，我想不是技巧問題，而是善良。
記者：您的名字很詩意，好像是筆名。
余秋雨：不是筆名，是真名。我是秋天下雨時候出生的，所以母親給我起了“秋雨”。我出生在一個非常貧困的山區，我母親念過書，她是逃難逃到那兒去的。我們村莊里的人很少見到過錢，生活非常貧苦，我現在還經常回去看看，但日子已經完全變了。 晨報記者佟彤／文郭鐵流／攝
編輯人語
有權不欣賞余秋雨
不欣賞余秋雨。這樣說起來可能有點過分，因為自己并沒有通讀過他的著作，只是零星地看過幾篇他的東西，但他沒能吸引我繼續讀下去，因為已讀到的使我相信，那的確是一次艱難的“文化苦旅”。
有歌詞唱道：愛你沒有理由。同樣，“不喜歡”的理由也常常很難說清。如果硬要說的話，我只能說感覺在他的文章里，彌漫著一種陰柔的東西，潮濕而黏糊，令我讀之不爽。此外，為了表現文采，其文字上的造作，以及一些寫作之外的帶有表演之嫌的舉動，也都成了我閱讀他的障礙。
這些不喜歡，應該說完全是個人化的，不強求他人接受，甚至我自己也不會貶低他在文章中表現出的歷史知識之博。但是，當我喜歡陽光藍天甚至可以接受凜冽的狂風時，也可以不喜歡那終日不絕的秋雨，這是社會文明給予我的選擇權。就像現在有男人穿著那種網眼衣服，披著披肩，涂著口紅，耷拉著半截腰帶在電視上晃來晃去，那的確是他們的個人選擇，而我的選擇在遙控器上；也許我還可以慶幸，男人作女人狀也罷，女人露了胸部露肚臍也罷，他們至少還沒有把拉下褲鏈當時髦。當然，這種危險并不是不存在。
說這些話，其實只是表明這樣一個意思：許多東西，只要不涉是非與原則，就不必因個人的好惡而決定取舍。從根本上說，人們的多元選擇與寬容，是社會的進步。
這就是我作為一個編輯明明不欣賞余秋雨還登出這篇文章的原因。
順便說一句，佟彤的這篇文章，因為有了我這等人的反對意見，而更具備了思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