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董卿　趙琳　賈瑞君

　　3月2日下午近4時,在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報到的委員駐地,候了多半天的媒體,終于等到了朱清時現身。時隔一年,再次見到朱清時,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依然神采奕奕。而南科大,他掌舵下的中國高等教育的“破冰”之舟已經起航。
　　歷經3年多的籌備,隨著首批教師到位、課程安排妥當、圖書館揭牌、新校區加緊建設,首批45名學生終于開課。朱清時接受記者采訪時笑言“腳下的冰越來越薄了”。
　　而和朱清時同組的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同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連續提了幾年后,今年不再提交關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提案,但仍然非常關注此事。他對記者說:“中國能有一兩所南科大就不錯了,復制南科大,不現實,不可能。”
    精英教育VS大眾教育
　　去年12月,南科大正式啟動首屆教改實驗班招生工作。經過嚴密的招生咨詢、報名、篩選和筆試、面試等一系列工作,南科大從國內24個省市754名報考考生中精心選拔出50名學生。
　　雖然50名學生最終有45名學生到校報到,但南科大校長朱清時仍感欣慰。“50名學生中90%的學生堅定地投了南科大的贊成票,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對于錄取的學生,朱清時評價說,45個學生大多是極為優秀的人才,不是偏才怪才。首屆教改實驗班的年齡跨度比較大,有11歲的蘇劉溢,也有十三四歲中科大少年班的學生,也有十七八歲的學生,將因材施教,讓不同的人才都閃閃發光。
　　他覺得自己一步就建成研究型大學像當年“小崗村包產到戶”一樣,又為自己的做法找了一個“深圳模式”——改革開放30多年來,深圳做了很多大事,比如以前率先拍賣土地,當時還是犯法的,后來不也是全國推廣了嘛!
　　“我很喜歡看到南科大的探索,但我認為南科大的模式是不可能復制、大面積推廣的。”葛劍雄認為,“但南科大的模式是精英教育,是培養天才,少數杰出的科學家,但這不是所有大學的目標。現在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接受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普通高等教育。不能指望大家都像南科大這樣招錄學生、培養人才。
    自下而上VS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管理學校是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最大特色。朱清時介紹,在學校管理方面,南科大首先將通過相關管理條例,在校內實行理事會治理。
　　“臨時條例只需要深圳市政府的行政審批,將嘗試在臨時條例適用幾年后,再經深圳市人大通過后才能出臺正式文件。而理事會成立后,將由政府通過理事會來管理南科大,政府將不參與學校的日常事務。”目前南科大管理臨時條例和理事會章程均已制定完成,并上報深圳市政府審批。朱清時介紹,理事會一年召開兩次會議,由理事會常設機構來監督學校是否執行理事會的決議情況,甚至可以罷免校長。閉會期間當學校的運作在理事會的決議范圍之內,校長有最大的自主權。
　　“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并沒有得到葛劍雄的認可。“即使是成立校董會,也需要,特別需要自上而下的授權、放權,這是最關鍵的。”葛劍雄說,“我認為這不是自下而上的爭權。比如教育部,地方教育廳,覺得哪些事情不應該管了,要交給高校、校董會；而不是高校覺得哪些事情我可以不向你請示了,放權和授權才更有普遍意義。行政主管部門應該主動和下面協商。
　　“如果現在我坐在朱清時的位置上,我會首先要求有沒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標準去招生的權利?另外是不是能夠自主辦學?還有,某門課要不要上,能不能決定,上級會不會要求我必須上某門課?
    南科大時代VS“后朱清時時代”
　　朱清時告訴記者,他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將提交一份提案,建議修改教育法律法規,“否則(南方科大)對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沒有意義”。他建議重新審查、修改現行教育法律法規,把一些對高等教育發展不利的內容去掉。　
　　朱清時表示,籌辦南科大的經驗說明,中國要真正實行教改,培養有高度創新能力的人才,需要對一些現行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希望以后越來越多的大學能自授學位、自授文憑。把所有的大學推到社會上去,讓社會來說這個學校辦得好不好。”　
　　對于學校的管理,朱清時提的更徹底,教育主管部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協調,而大學能不能辦下去,就應該交給市場,辦得不好,吸引不來學生,辦不下去了就關門；辦得好的,學生們蜂擁而至,學校的經費也更寬裕,這就形成了競爭機制和良性循環。
　　葛劍雄表示:“我個人祝福并期待南科大的成功。我覺得,固然具體的招生辦學模式不可以復制,但是可以復制的是大學精神,治學精神。”但他也表示出對“后朱清時時代”的隱憂,“現在大家沖的是朱清時這塊招牌,他是中科院院士、中科大原校長,對他的水平見識我信得過,對他的辦學理想和魅力我很認可。可是朱清時不可能一直當校長,年齡大了總有一天要退休。”他建議,學校應該擬定內部“憲法”,實現新老領導平穩過渡,保持南科大的辦學治學精神,讓學生和家長放心。
　　　　　　　　　(本報北京3月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