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民族復興的百年征程 ——寫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任仲平

　　（一）近年來，諸多重大歷史節點周年紀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這些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件，由近及遠，一波接著一波，畫就百年中國遠山近岑最壯闊的幾筆。而這波瀾起伏百年歷史的起點，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槍響。

　　歷史悠長的中國，從沒有哪一個百年，像這一個百年般驚心動魄、脫胎換骨、翻天覆地。武昌城頭的槍聲，一舉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開啟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漫漫征程。從那一刻起的百年間，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流經一個世紀的歷史深河浩浩蕩蕩，幾代人殫精竭慮，曾被甩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之外的中華民族，大踏步迎來民族復興的曙光。

　　盡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未見徹底，盡管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未被改變，但一切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二）人類社會任何一場偉大變革都不會孤立于其歷史階段，辛亥革命從發生到結束不足百日，承載的是中國煌煌3000年的歷史脈動。

　　辛亥革命爆發兩個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亞特蘭大憲報》就曾預言，如果這場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國的進步，無可限量”。百年后，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繼承者中國共產黨帶領13億中國人民，以世界舞臺的“中國奇跡”印證了這一不可限量的偉大進步。

　　今天，當皇帝的龍袍化作舞臺上的戲服，鴉片的青煙消散在歷史的風中，行進在辛亥一代開啟的現代中國征程上，我們更需深思——

　　隔著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段輝煌歷史，該如何打量辛亥革命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創舉”？在中國百年現代化征途中，這場打響亞洲民主第一槍的偉大革命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會巨變之下，蘊藏著怎樣的時代邏輯、提供了怎樣的歷史得失，又凝聚著怎樣的思想遺產？

　　（三）歷史總是擅長用偶然展開它壯闊的劇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難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權，竟然轟塌于武昌新軍工兵營里倉促引發的槍炮，正如千百年來養尊處優的中華帝國無論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現代啟蒙竟是在內憂外患、亡國滅種的境遇下被動開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隱藏著歷史演進的必然邏輯。循著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難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

　　“中國是帶著首都被敵人攻占的恥辱進入到20世紀的”，鄧小平曾經這樣說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強軍隊在中國的皇宮里舉行閱兵，北京居民門口遍懸占領軍國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回到京城時，正陽門城樓已在戰亂中徹底焚毀。為避免清王朝統治者過分傷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個虛幻的城樓布景。

　　這個虛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實寫照。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東亞大陸繁衍生息幾千年的中華民族，開始面臨西方入侵這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直接導致了兩大歷史后果，一是在堅船利炮的威脅和凌辱下，中國的民族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睜眼看世界”的震驚與覺醒中，傳統中國開始發生“新文明裂變”，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中國歷史進程越來越深刻地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

　　“衰象古國古，長蛇強鄰強”，一個千年古國如何在近代工業文明標定的發展框架內自立、自強？外部的威脅，內部的危機，使得中國的社會歷史再也不能延續“改朝換代”的二十四史邏輯，而是前所未有地面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國運動，“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師法俄日的戊戌變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國在磕磕絆絆之中已經艱難地啟動了這一新的歷史進程。然而，努力的結果，卻是甲午戰爭的折戟沉沙，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的攻陷北京，日俄戰爭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的君王，注定無法徹底自革其命。在“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謂政治轉型，跳不出維護皇權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選擇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把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推上了歷史舞臺。改變中國命運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奔涌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