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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一些新聞報道在借鑒報告文學的表述方式，大段不交代信息來源的直接敘述，淡化記者的采訪痕跡，甚至夾敘夾議。對于這樣的報道，我原來覺得好看，現在則給予特別的警惕。
2001年5月6日，湖北鐘祥市賀集二中發生136名師生食物中毒的特大案件，因涉嫌投毒，引起媒體的格外關注。12天后，當地媒體刊發案件告破新聞，稱北京刑偵專家用測謊儀甄別出嫌疑人，是該校4名教師因對新校長不滿而投毒。
一個多月后，北京某周刊登了一篇關于此案的萬字長文，開篇的標題是“一樁投毒案中的毒素”。我驚異于文章選取的角度，當我只注意到案件偵破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的時候，該刊的記者注意到了投毒案產生的社會背景，用文章中的話說，“民選與任命之爭是他們矛盾的真實根源，在像鐘祥這樣相對閉塞的內陸城市，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在于民選還是任命這樣的制度轉換本身，而是制度帶給像潘楷這樣有才能的競爭者以光芒閃爍的機會，但是不能真正實現，所以只好借投毒以泄私憤。”
那篇文章，我反復讀了兩遍，做深度報道不求空前但求絕后，我以為那篇文章就是這個事件的絕后文章。
大約又過了兩個月，投毒案第一次開庭，爆出4名嫌疑人當庭翻供的新聞。然后嫌疑人的家屬和我取得聯系。因為我的版關注過這個案子，他們希望我能在二次開庭時去聽聽這個案子的真相。
第二天整整聽了一天的庭，控方出示了幾十個證據，沒有一個可以直接支持他們的起訴，就是說，沒有一個人證、物證能證明4名嫌疑人就是投毒人。而嫌疑人則當庭指控警方刑訊逼供。
那次的采訪，我做了一篇稿子，題目是“宣布案件告破是否超前審判”。稿子做得不好，形散，我不滿意，但卻以為其內涵的分量在我去年的報道中應該是最重的。
幾個月后，檢察院以“事實、證據有變化”為由申請撤訴，法庭批準，檢察院未再起訴，法庭又拖了數月至今不判。
我和嫌疑人的家屬保持著經常的聯系，同時也研究關于此案的新聞報道，我越來越相信我當初文章中的判斷：隆重發布案件告破和立功受獎新聞所造成的社會效應，是使當地公檢法系統騎虎難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原來我所警惕的只是那種形式上的媒體審判，比如某報的標題：“為謀校長之職，四‘狼師’毒倒百余名師生”，“狼師”一詞是定性的有歧視意義的說法，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次，我發現在一個案子未判之時，那種不說明來源的敘述方式實際上也構成了媒體審判。
比如某刊那篇文章，沒有準確交代信息來源的直接敘述占了相當的篇幅，盡管我們可以從中推測這段是警方說的，這段是老師說的，這段是學生說的，但是記者在文章中沒有確定這些。
僅舉那篇文章開篇導言里的一段為例：
“正是對這個校長位置的覬覦造成了5月6日那起中毒人數高達136人的投毒案，副校長潘楷的名字已經在校領導值班黑板上被人用刀刮掉，他不是正常離任而是入獄。他正是這起案件的主謀，那些學生的生命是他的籌碼。他以往口碑不錯，是鐘祥市中學化學學科教學帶頭人，聰明能干有管理才能，但是罪責難逃。”
百余字的一段話中把不同渠道采訪來的素材雜糅在一起，卻沒有交代各自的來源，從讀者的角度看，實際這些已全部成為記者的結論或者媒體的結論。
除此，這段話中還有兩個問題，一是敘述不準確，二是夾敘夾議。
現在反觀該刊這篇萬字長文，我依然會感嘆其選取的角度和語言帶來的閱讀快感，但是，當通篇文章用一個沒有被最終確認的新聞事實做基礎，并且敘述的方式讓讀者很難判別信息的可信度時(不是真實度)，文章本身的穩定性就是大可質疑的了，這是非常可惜的。
把記者藏起來，是很多長篇通訊喜用的敘述方式，因為頭緒繁多，采訪的人也多，找到的背景資料也多，敘述中如果通篇是“據某某告訴記者”或“據某某資料記載”，閱讀起來會很不流暢。而把所有采訪素材(包括找到的資料)綜合起來敘述，甚至夾敘夾議，好看，似已成為個別媒體的寫作定式，也在被其他一些記者關注和效仿，但我現在已經很擔心其成為一種主流寫法了。
那天我的一個同事編實習記者的稿子，忍不住地說，某某的寫法，越來越像某報了呀。
實習記者的文章開頭是這樣的：
“凌晨3點，51歲的陳邦順悄無聲息地從炕上爬起來，當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門時，借著月光看到村子里已有人和他一樣早早地起來了，順著山腰間的羊腸小道，他們摸黑翻過無數道山梁，步行約4個小時，趕到位于蘭州市連城鋁廠職工醫院內的連海單采血漿站。這時聚集在這里的老鄉大概有80多人，和陳邦順一樣，他們都是來賣血漿的。”
你在“凌晨3點，”親眼看見“51歲的陳邦順悄無聲息地從炕上爬起來”嗎？你親眼看見“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門時，借著月光看到村子里已有人和他一樣早早地起來了”嗎？4個小時以后，你在采血漿站親眼看見“聚集在這里的老鄉大概有80多人”嗎？你確認這80多人“和陳邦順一樣，他們都是來賣血漿的”嗎？
我從文章作者口中確認這些都不是他親眼所見，那么如果是我，我不會這么寫。這段話要是交代信息來源，或許會變成這樣：
51歲的陳邦順告訴記者：他凌晨4點起床，摸黑翻越無數山梁，步行4小時趕到位于蘭州市連城鋁廠職工醫院內的連海單采血漿站。他看到，此時聚集在這里的老鄉大概有80多人，他們都是和他一樣來賣血漿的。
少了很多文學色彩，但應該是扎實的新聞語言。
我不以為新聞寫作該有固定的路數。
是不是每一句話都要交代出處？在我的敘述中，可以除外的大約有下列幾種：
第一，有廣泛的公眾認知度，不交代出處也絕不會引起任何歧義的。
第二，我親眼目擊的現場。
第三，自然災害的第一現場：有很多目擊者或親歷者，他們對基本事實的描述沒有分歧。(自然災害的第二現場基本上是記者可以目擊的了。)
第四，人為事件的現場：事件中的所有矛盾方對事發原因可能各執一詞，但對事發現場過程敘述一致。
第五，找不到親歷當事人但已有定論且基本上民間沒有歧義的歷史事件。
可能還有其他，一時記不起了。再說。
當然，對符合上述條件的事件，除非覺得行文非常不爽，我還是力爭交代信息出處的。
除此，我還從讀者的角度以為，對于一些非常大眾化的場面，或者一些與文章的主旨與他人沒有太大干系的細節描述，出自誰的說法在行文上可不必細究。
和相關記者交流過看法，知道有時取一些淡化來源的寫作手法是出于保護當事人的需要。對此意識我能理解，但淡化不等于可以將事實來源隱于無形。為了保護當事人，我們可以把“張三說”改成“某某說”，而假如連“某某說”都沒有了，新聞敘述傳達的信息就會受到本質上的質疑。而對該刊那篇文章來說，如果說文章通過隱匿事實來源保護了一些當事人，我們更應該注意這種敘述方式同時傷害了另一部分當事人，比如那4個投毒嫌疑人。
我對敘述方式的警惕，其實并不僅僅出于保護自己的目的，(我記得好像有這樣一種說法，由公檢法向媒體提供的案件新聞，刊發后若涉及侵權，媒體不承擔責任。)更出于新聞本身的要求，在我的新聞理念中，新聞的作用首先是事實的傳達，對事實傳達的要求首先是準確。“正是對這個校長位置的覬覦造成了5月6日那起中毒人數高達136人的投毒案。”這是誰的說法？是警方的調查結果？當地百姓的認為？記者的調查結論？還是法庭最后的判決？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追問，即使是某某的說法，是在某某場合公開宣布或發布的？還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如果是前者，記者若不在發布現場又是從什么渠道獲知的？這些讀者都無從知道。不知道一條信息的真實來源，讀者的判斷和評價就失去了基礎。比如一個消息源于一個信譽很差的機構或個人，與其源于一個信譽很好的機構或個人，令讀者信服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同樣一條信息，是記者直接獲得的，還是轉了八道彎傳到記者這里的，其可信度也是不一樣的。
新聞不需要分析嗎？新聞不需要剖析事件產生的原因和預測可能的后果嗎？新聞當然不是簡單的敘述事實，有深度的新聞當然會關注事件之外的東西，但我以為，新聞分析是記者用事實本身(包括客觀發生的存在以及當事人的主觀認知)做出的分析。如果記者要用自己的語言來做新聞分析，我寧愿將其歸于評論的范疇。
上述是些隨感，其實我對新聞寫作的困惑亦多，望敘述方式的問題能引起關注和探討。?
（北京）鄭 直
鄭直：女，《北京青年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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