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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媒體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上有撥款，下有大量的公款訂閱，不問讀者需求，也不愁沒人買賬。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的大潮一沖，突然發現，出版市場變得難以駕馭起來。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讀者身上，選擇性加大、公款訂閱減少導致個人閱讀消費增長后的閱讀挑剔增長。
記得德國貝塔斯曼和伯爾達出版集團的大佬們都表達過這樣的遺憾:由于上帝的限制，德意志優秀的精神文化產品很難傳遍世界，只能為不足1億的德語人口欣賞。為此，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中國出版發行市場大門微啟之初，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搶灘登陸，率先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國留下印記，沖的就是中國12億人口。幾年下來，大佬們對中國的認識有了深度，原來自然人口和閱讀人口的數字在中國相差甚遠，這導致商業成功的果子他們近期還摘不到。但不可否認，他們抓住了不少中國讀者，畢竟交流和被服務的快感是我們過去不曾有過的。
中國現有雜志9000多種，報紙2100多種。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么多的出版物意味著什么？在天天有新雜志面世、電視和網絡空前影響人們信息接受方式的今天，競爭不僅僅是幾個同類的拼殺，更是所有傳播方式，所有出版物之間的眼球爭奪戰，一個開始重視讀者、自覺尋找讀者的時代正在到來。于是，市民報以實用物品、時尚生活類雜志以小禮品吸引讀者，那么，有文化傳統的雜志該怎么辦呢？
1926年，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時言及辦刊目的:“每星期乘讀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閑暇，代邀幾位好友聚攏來談談，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松生動簡練雅潔而饒有趣味”，以“供應特殊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糧”。當市場化最初的嘗試者度過創業期，氣定神閑地再做發展謀劃時，最想要的還是品質。于是，借鑒韜奮先生的主張，把那種紙上的神交活化，讓具有時代影響力的人跟讀者共聚一堂，共敘對于時代紛繁事物的見解就成了我們新的追求。這樣，從2003年起，“三聯有約”系列做客活動出現在一些重要城市里，商界精英劉永行、張朝陽、潘石屹，胡潤，學者袁鋼明、林凌，專家張錦秋、韓驥，藝術家劉歡、鄒靜之、王振潛、馬軍鑲、陳逸飛，文化名人魏明倫、賈平凹，名主持楊錦麟、周瑛琦、袁鳴，都有過與三聯讀者相聚的美好記憶。
當嘉賓侃侃而談，二三百讀者屏氣凝神傾聽之刻，當主編放低姿態，不是告訴你該看什么，而是問你想看什么的時候，讀者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而我們也找到了自己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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