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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動遷》是上海電視臺于1993年夏至1994年初拍攝的一部關于上海成都路高架橋建設前搬遷戶安置的紀錄片。該片真實地記錄了搬遷戶當時的困境和國家建設的需要，全篇自始至終都圍繞著搬遷戶在搬遷中的矛盾心理——服從建設需要——安置新生活來拍攝，制作者挑選了6戶人家(其中兩家個體戶)在這次搬遷中的實際狀況作為主線，大量運用同期聲，客觀地記錄了上海歷史上最大一次動遷的全過程。
10多年后的今天，成都路高架橋已成為上海黃埔區、盧灣區、浦東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對上海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我們重新回過頭來看這樣一部電視紀錄片時會感受到更大的震撼，這部紀錄片不僅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改造前上海的模樣，更是通過展現搬遷戶對國家建設的無條件支持的實際行動給了我們太多的感動。我想這就是紀錄片的價值，記錄的是“正在發生的生活”，留下來的是真實的歷史。深刻的思想滲透在對生活的展現之中。
紀錄片是運用攝像鏡頭，真實地記錄社會生活，客觀地反映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著重展現生活原生形態和完整過程，排斥虛構和扮演的新聞性電視節目形態。正是真實性構成了電視紀錄片的生命，因而“必須嚴格要求宏觀的真實和細節微觀的真實”，“保持被攝對象形聲一體化的表形結構”。在《大動遷》中我們看到制作者沒有參與進生活之中，只是讓搬遷戶們自己說，較多地采用長鏡頭和同期聲展現生活的真實，創作者的主觀意識沒有進入片子當中，而是讓“事實說話”，讓搬遷戶說出自己的困難以及對高架橋建設的理解，一個個鮮活的事實就這樣在跟隨、跟隨、再跟隨中展現出來。然而紀錄片也像任何藝術創作一樣，同樣需要題材的選擇，結構的安排，細節的捕捉，表現的方式，鏡頭的運用，造型的設計，節奏的處理等等。當然紀錄片的“創造”不允許大量外在藝術形式的介入，不允許作者濃重主題意識的滲透，她的“創造”，只能是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進行的。該片中我們看到了制作者對題材的選擇，在上海大建設的背景下，挑選了上海歷史上最大一次搬遷來拍攝。這次搬遷本身就有著很強的新聞性，而6戶走進片子的個體又分別有著能代表各個群體的特征。退休的老工人單玉山，花了幾年積蓄裝修房子的王明生一家，個體戶趙海燕等都代表著有著不同困難的各自的群體。在結構安排上，對這幾戶人家的搬遷拍攝橫向鋪開同時進行，給人自然真實的感覺，而不是自始至終跟完一家再跟另一家。那戶女主人流眼淚細節的抓取以及這一特寫鏡頭的運用將搬遷戶的辛酸展現在了觀眾面前。
紀錄片是排斥創作者主觀思想直白介入的，他的思想都隱蔽在生活本身的過程之中。觀眾在鑒賞電視紀錄片的時候，是依據屏幕上展現的具體社會形態和真實生活情狀，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文化素養和審美情趣的積累，潛移默化地接受蘊藏在作品中的思想內涵的。《大動遷》中就是通過普通老百姓實實在在的話語和行動，以及對上海交通的實際拍攝來讓觀眾自己感受搬遷。一切主觀思想都根植于拍攝到的實際行動和困難之中。正是這種“一切為了上海建設需要，舍小家為大家”的主觀思想理念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現，使得該片獲得了觀眾的認同。
其次，該片真實地紀錄了上海一段時期的發展和歷史。高架橋建設前上海交通的擁擠，棚戶區的生活情狀都被一一記錄了下來。 這些同十多年后交通的四通八達，居民住房的改善形成了對比，讓我們這些后來觀看者從中看到了當時上海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尋求發展。 更從中感覺到就是在那樣一種困難的環境下，普通的老百姓對上海建設、對政府的無條件支持。就像該片結束時的旁白“1995年高架橋竣工時，我們應用金字刻上那些為了上海建設的10萬動遷市民的名字”，如今距1995年又是10個年頭了，讓我們在飛馳的路上記住那些為上海建設犧牲了自己利益的老百姓，記住上海的一段歷史。(丁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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