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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詹姆斯凱里認為，公共新聞思潮是美國新聞學繼黨派新聞學和以尋求社會信任為特征的現代新聞學以來的第三次革命性思潮。湯姆·瓦霍沃是最早在美國實踐公共新聞學的記者之一。
問：你在《（諾福克）弗吉尼亞人向導報》工作的時候，就領導著一個全美最早成立的公共生活報道小組。你能介紹一下你實踐公共新聞學的情況嗎？
湯姆:當我在《弗吉尼亞人向導報》工作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關注這種被稱為“公共新聞學”的觀念了。但在那張報紙的編輯部里，只有很少的人在努力向大家推廣這種觀念。而在這里，在哥倫比亞大學里，在《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我并沒有需要刻意實踐公共新聞學的感覺。我們做的一些小事情， 比如提供一些實用信息以幫助公民們行動——今日報紙的頭版頭條就是關于公民如何選舉的信息（當我們談話時， 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活動正在密蘇里州進行——訪者注），創辦一些互動的版面，人們可以從中了解一些信息，并根據信息行動，這就是公共新聞學理念的體現。我們刊登的所有東西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相關的，我的想法就是要使《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辦得離人們的生活更近。在大學的新聞采訪和寫作課堂上，我談論的也是如何讓報紙與人們的生活更近。
問：你為什么選擇了公共新聞學理念？
湯姆：在1989年和1990年，我在一個城市的報紙做城市版主編。我們做了一個大型系列調查報道，導致該市市長被捕并定罪。但讓人失望的是，我們感覺似乎只是在寫一些政治領導人的事情， 也只從其他政治領導人那里得到了反應。公眾并沒有真正參與，他們并沒有真正產生“這是我們的市長，這是我們的事情”的感覺。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成功的新聞報道，但是，事實上我卻不敢確定自己的成功。在采訪一些政治選舉活動時，我發現人們有同樣的感覺：嗯，這真是一個精巧的游戲，但它是誰的游戲，為什么要有這樣的游戲？這個問題使我走到了自己職業生活該到的地方。但其他一些新聞編輯部的領導人卻依然在困惑：我們為著什么做新聞？這正是公共新聞學要解答的核心問題， 它不是：新聞應該反映什么？而是：新聞為的是什么？這些問題引導我進入公共新聞學的思考領域，于是我們就創立了一個話題小組，按領域將專家們組織起來，使小組在探討話題時更容易些。我們起初組織的是一個政府事務討論小組，后來變成公共生活討論小組，找了一批對同樣的事情都很憂心的人們，從討論中找到一個較好的解決辦法。
問:那么新聞為的是什么？
湯姆:我仍然在尋找答案。但這個問題就回到我提到的關于新聞與健全社會民主生活的關系的基本觀念上。我想，在幾個年代的經濟改革成功之后，中國也許在一些時候會以一些方式探討政治革新的話題。新聞在政治決策程序中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在那時候也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
問：公共新聞學是如何在美國興起的？
湯姆:與我個人的經歷一樣，這種思潮在美國的興起，與人們對當前事務運轉的方式有挫折感有關。它并不是從《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興起的，而是先從一些地區性報紙中生長起來的。這些地區性小報既對新聞理念負責，又有責任促進本社區事情解決得更好， 并真正認識到，過去解決事情的方式并不永遠就是事情應該被解決的方式，我們可以有所改變。
有一些機構， 比如， 非贏利性組織， 開始探索它們自己在社會公眾事務中的作用，探索他們自己提出問題的方式，以及他們如何資助其他的組織。法庭系統也開始運作像家庭法庭這樣的事務，采用按一個整體對待一個家庭的觀念，而不只是簡單采用犯罪—懲罰模式。于是，上世紀90 年代就出現了許多潛變。 我說是潛變，因為這些變化并不像越戰時期的社會變化那樣巨大。這是一種更加細微的變化。從一些關于美國社會變革的書中你能看到，發生變化的并不僅僅是新聞學。事實上，先是美國政治、社區組織、環保主義、社區健康、社會事務等發生變化，然后才出現了公共新聞學。
它只是許多變化中的一個。各種各樣報社編輯部的領導人從自己的報道失敗中吸取了教訓。 成功是容易的事情，但失敗才能真正讓你學到東西。這當然是指真正的失敗，就是說你努力了但沒有成功。如果你是因為懶惰而失敗了，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公共新聞學的目標，讓我們回去借用托馬斯·杰弗遜的話來加以說明，就是，如果公民們對于事情一無所知，那么我們就必須為他們參加討論提供信息。因此新聞不只是關于一些非常有能力的公民，或者關于一些偉大的知識的事情。它意味著：A、我們可以幫助公民們自立自強;B、我們可以從一些不是政治、技術或文化精英的人們那里學到一些東西；C、你可以更好地融入那些已經或正在學習新聞的人的大多數中去。
我頭腦中有一個概念，叫“主動性孤立主義”，我的意思是， 一般的公民已經抱著一種態度：嗯， 我并不是對政治進程冷漠，但是我看不到自己能在那里發揮什么作用，我不明白自己怎樣才能產生影響，我看不到自己在社會體系或社區中的地位，因此我就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中去。“冷漠”的意思就是你并不關心，你遇到了挫折。主動性孤立主義并不是冷漠，它指的是，我關心，但我在改變政治進程中卻無能為力，我就不去做什么。
問：公共新聞學和傳統新聞學觀念有什么不同？
湯姆:我作過比較，總結了一張表。（見表）：
關于公共新聞學的爭論之一，是一種非此即彼觀念：或者你做一個優秀的傳統記者， 或者你做一個公共新聞記者。很多人認為，我們只是社區或縣（社區多指城鎮，美國縣的行政區域比城鎮和城市大——訪者注）的一面鏡子，對社區進行簡單的反映。我認為，很大程度上，記者確實反映了或應該反映他們所在社區的情況，但是用我過去的老板的話說：第一，反映社區世界，意味著你應該清楚社區世界的尺寸與你手掌的尺寸之間的關系，但我們卻在很多時候只想著去記錄社區世界的大小；第二，反映社區意味著你反映了社區的整體，而不僅僅是社區里的一些機構、組織；第三，許多情況下，媒體，特別是報紙，必須主導議程。如果你讀讀前十名獲獎的調查報道就會發現，如果不是報紙選擇去采寫報道的話，這些事情似乎不可能提上社區的議程。這就不僅僅是反映了；報紙已經在發揮它的議程設置功能，完成其促使社區事務更加完美解決的使命了。社區里并不僅僅只有一個故事， 是我們在選擇報道這個故事而不是那個故事，或者其他的故事。
問：你曾到過中國兩次，對中國也有所了解。你認為公共新聞學觀念能如何幫助中國的新聞實踐？
湯姆:簡潔的答案是:我不知道。長一點的答案是：我對于公共新聞學可以如何幫助中國正在思考。媒體如果只會簡單轉述政府的話是不行的，還必須有公眾的聲音。在中國，真正讓人感興趣的，是新生媒體的興起和互聯網發揮的巨大作用。我高興的是，在像廣州這樣的地方，你能看到《廣州日報》這樣的官方報紙，已經開始培養一些與自己競爭的新生報紙。盡管這些報紙為《廣州日報》這樣的報紙所擁有，它們可以在報道方面比《廣州日報》這樣的報紙更寬松一些。我想，也許新聞的革新將在互聯網和這些新生報紙之間探索， 那對你們來說真是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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