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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卜教授，您好！
2003年底，在國內許多媒體的版面上充斥著關于“人造美女”的報道，今年4月，媒體又披露了引發公眾熱論的昆明“美女宴”，加上近兩年媒體頻頻報道的“人體彩繪秀”、人體家具等現象，讓人感到現在商家和媒體中出現了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就是拿女性人體作秀，或者說拿女性人體作賣點。其實，我們對媒體報道稍做留意就不難發現，在各類媒體中，關于女性的內容往往局限于美容、健身、婚姻、性等傳統女性角色的領域，局限于生活、消費等私人領域的報道內。比如在網絡這個新媒介上，類似“摩登美飾”、“霓裳艷影”、“冰肌雪膚”、“家居裝飾”、“精湛廚藝”、“情感熱線”等均歸入“女人”一欄下，也是關于女人內容最多的部分。而在大眾媒體所報道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公共領域，女性作為主角出現的幾率極少。卜教授，您認為女性在媒體中的這種角色分配是不是社會現實的體現？比如有人就認為，現實中的女領導、女性杰出人物本來就少，媒介怎么來報道呢？
卜:每天在這個世界上會真實地發生很多事件，新聞媒體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以及從何種角度反映，在反映過程中認同哪種價值觀等等，會受很多因素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從來就不是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比如，歷年“兩會”代表都有少數民族女代表發言，但是反映在媒體上不是她們的發言內容和參政能力，而是她們美麗裝扮的形象。又比如，關于家庭暴力的報道。家庭暴力現象一直存在，但直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前后，有關家庭暴力的報道才逐漸多了起來。所以，我們說媒介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實際上是說你的每一個新聞必須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的事情。但是媒介選擇什么？媒介如何選擇以及它從什么樣的角度來報道這樣一個事件？這是媒體性別意識的體現，也是媒體在報道中體現性別系統性偏差的根源——不是缺少相關事實，而是媒介普遍存在著“性別盲點”。
趙:那么，大眾媒介是怎樣表現女性形象的？這種媒介的真實與社會現實是什么關系？它又包含了什么樣的文化含義呢？
卜:在談到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我想先介紹一個概念，就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指的是人們對某一個社會群體形成的過分簡單化，滯后于社會現實的概括性的看法。談到婦女的時候，可能大家會感覺在很多文化的場合它好像不是一個褒義詞。比如說我說這個人整個一個婦女或者說家庭婦女，大家就想到婦女這是一個中老年的，意識形態比較落后的，比較保守的一種形象。這個就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簡單的概括。這種偏見我們就叫做刻板印象。
那么大眾媒介是干什么的？大眾媒介它反應和建構了這樣一種刻板印象，大眾媒介中的兩性形象，它不是憑空產生的，但它也不是社會生活真實的反映，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反映。媒介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被社會文化塑造的，是男權文化期望的一種形象，它不是現實生活中自然的一種反映，是一種自然的形象。
剛才你提到女性經常被建構在私人生活領域中，那么私人領域里首先我們提出來要討論的形象是無私奉獻的母親或妻子。在大眾媒介中，無論是在電視劇中或者在廣告中或者在新聞報道中，我們都經常發現母親被歌頌，妻子被歌頌，她們因為什么被歌頌？因為她們對家庭對孩子的無私奉獻被歌頌，那么這里面就實際上有很多的性別問題。
首先就是說，當一個女人她成為一個妻子或者成為一個母親以后。她的自我發展，她的事業的追求，還有沒有意義？如果全都是對無私奉獻的歌頌，那么女人就會忽略自己，就覺得自己的價值在于這種對家庭對男人的奉獻，而自我的發展就沒有意義。我們在談到女人對家庭對男人的無私奉獻的時候，我們想到沒想到，如果這個家庭的幸福是建立在單一性別（主要就是女性）的自我犧牲方面，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員是不是應該被認為太自私了。還有就是當一個社會要求女人去犧牲自己的一切，這個社會才能發展的時候，那么這是不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問題。
在這樣的報道中，媒介放大了母親的這種理解、寬容、無私和奉獻，放大了她那種就是被我們說是可以被社會所利用的這一方面，她的辛苦，她的生活的乏味，她的辛勞，還有她的一些缺陷，都被完全忽略了，可以說這是一個認識上的盲點。而這種形象是被媒介普遍認同的。
第二種被媒介普遍認同的是公共領域中的成功女性。一談到成功女性，我們就首先想到一個詞“女強人”。那么你很難說這個“女強人”到底是一個褒義詞，還是貶義詞。尤其在我們的文化環境當中。當然一方面可以從褒義的方面理解，它實際上是贊賞女性的獨立進取，她的那種奮斗或者在事業上的成功，對社會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實際上它也包含了女強人缺少女人味。實際上客觀效果它還是強調私人領域中的家庭角色，盡管這是公共領域中的事業型女性或者成功女性。
趙:我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其實自己在采訪中也有這方面的誤區，就是在很多的對成功女性的報道中，記者肯定要提問類似的問題，你事業上這么成功，那么你還是不是一個好妻子？很多女性會自然而然地談到自己歉疚，比如對丈夫照顧得不夠多，對孩子照顧得不夠多或者家務承擔得不夠多，或者覺得歉疚讓丈夫也承擔了家務等等。而對成功男性采訪時則很少會問到這樣的問題，這實際就體現了采訪背后的一種文化的意義。
卜:還有一些公共領域中的形象。比如說，我們國家發動了一個救助失學女童的“春蕾計劃”，它的宣傳口號是“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親”。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宣傳口號，是“投資今天的女童，明天的女性”，一比較就會發現，我們的媒介還是在強調女性是私人領域中的家庭角色，你是一個母親，你是一個妻子。其實救助女童它是一個公共的問題，女孩子她作為女性，她有女性的權利，這是一個人權的問題，而不是說她能不能當母親的問題。實際上，在我們的媒介報道中，很多公共的問題都被歸結為女人的問題，包括比如足球隊輸球，是因為女人上了足球隊的車。
還有一種形象，就是媒介中最普遍表現的一種形象，它既出現在公共領域里，也出現在私人領域中，就是女性作為男性的被看者，強調女性的被觀賞性。比如你開始提出的“人造美女”、“美女宴”，比如女性要如何漂亮，要如何瘦身，實際上這是一種男權文化對女性心理和身體的一種控制，就是我們的身體不再是我們自己的。
與此同時，關于女性的新聞則難以進入主流新聞。像婦女貧困、婦女健康，還有婦女就業、男女平等的機會、家庭暴力種族沖突，還有對婦女的暴力，像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些新聞很難進入主流媒體中的要聞進行報道。基本上說新聞媒介對婦女的問題實際上缺乏一定的性別敏感。
趙:媒體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對現實中的女性有著強大的影響力，這在上個世紀的美國輿論操縱婦女的就業觀中可見一斑。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導致失業率猛增，女性外出就業遭到社會強烈的反對，媒體強調婦女的自身幸福和自我價值只有在操持家務中才能得到實現。但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百萬男子應征入伍，報刊、廣播一改慣常的反對態度，開始大力吹捧女性對戰爭的重要作用，配合政府大規模動員她們走出家庭，參加工作。大受歡迎的張貼畫《鉚工羅茜》是輿論界塑造的典型女民族英雄形象。1941年到1945年美國婦女就業率增長57%。在戰爭結束后,大眾傳媒迅速而自然地改變腔調，在軍人退伍，工作崗位緊張的局勢下,報紙、雜志、廣告、電視以極大的規模塑造起一個個快樂滿足的家庭婦女形象,再次成功地引導了民意。大眾傳媒——以當時的社會背景看亦即男性的聲音——狡黠的轉換和強大的影響力令人深思——媒介的巨大力量不僅能改變公眾眼中的女性形象，甚至可以塑造女性眼中的自己。
卜:是這樣。像現在有些女性用品廣告，宣揚女人只有挺得起胸，才能抬得起頭。就是說如果你不是這樣的話，你就沒有自信，如果你沒有自信的話，你就不能成功，你就沒有好的愛情、家庭、事業。其實這跟你未來的生活并沒有必然的邏輯的聯系。但是媒介出于商業目的，它就是這樣做，讓你去追逐這樣的標準。那么在追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還不僅僅在于你花費了很多錢，而在于你逐漸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肯定、對自己性格的肯定。那么這個失去對女人的生活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女性主義的研究中，就提倡我們的身體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應該愛和接受我們自己的身體，而不能盲目地追逐廣告或者這種商業的宣傳。
再比如說我們都知道很多女性是暴力的受害者，包括女性不幸被強暴。那么在這類報道中，這些暴力受害者常常被寫成了抗暴的烈女，所用的詞匯也是非常封建的。比如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或者剛烈行為，這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壓迫，這種精神壓迫使很多女性感到了巨大的社會壓力。我們都知道一個最典型的報道，是關于一個四川女孩唐勝利的報道。有記者做過統計，在這個報道以后，大概又有22個女性仿效她跳樓，就是用生命來捍衛自己的清白。這是媒介報道對社會的一個非常負面的影響，把這樣一個婦女受暴的人權問題變成了一個個人的是不是能保住自己的清白、自己能成為貞女這樣一個非常私人化的問題。
趙:在我國的政策中，應該說女性被賦予了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這應該說是我國女性的幸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女性地位、女性權利是被賦予的，不是女性自覺地自己爭取而來的，所以這就造成了政策賦予的權利和我國女性自覺的權利要求之間，政策層面的權利和女性實際得到的權利之間的差距。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媒體對女性的態度和引導更容易對女性產生影響。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有一種女性“回歸”的思潮，媒體刊登越來越多的贊美女性回歸家庭，回歸母性的文章，認為把女性從家庭、職業的雙重重壓下解放出來，從堅硬厚重的社會角色中解脫出來，讓女性回到悠閑輕松的生活、心理狀態才是真正的婦女解放。這種觀點對于在現實生活中疲憊不堪地扮演著雙重角色的女性有著很大的誘惑力。但是，這種“回歸”恰恰是女性解放的倒退。在2001年底上海社科院“大眾傳媒與社會性別”的研討會上，上海市婦聯公布了“上海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結果，43.8%的男性和37.4%的女性贊成“男人以社會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的觀點，對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點有31.2%的男性贊同，有36.4%的女性贊同，竟然比男性贊同率還高出5.2個百分點。這與幾年前的調查結果大相徑庭。同年在北大、南開大學、天津師大的專題調查中，大多數女生認為，以往婦女解放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競爭中沒有保護與照顧的平等，這種解放的沉重代價是婚姻家庭的松散關系和女性風度魅力的喪失。這個調查的確反映出了女性解放面臨的重大問題。但我們的媒體應該從哪個角度去反映這個問題，促使問題的解決？是呼吁社會對女性的保護，政策的不斷完善，鼓勵女性不斷尋找、適應社會角色，還是簡單地號召女性退出社會，回家了事？這實際體現了媒體的性別觀。
在去年的兩會上，有一位在全國婦聯從事婦女維權10年之久的女代表強烈呼吁，應該建立媒體評估機制，禁止媒體表現腐朽女性文化，為婦女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卜教授，我國現在這方面的工作進行得怎樣？
卜:性別盲點和性別歧視是我國媒體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說媒介中出現這么多扭曲的女性形象，它不是一個媒介或一個記者一時的糊涂或錯誤。而是各種媒介內外，就是媒介機構內外的因素的一種共同的影響，或者說一種綜合的影響。那么我們在媒介進行改變的時候，也要用媒介以外的力量，當然也包括媒介以內的力量。然后通過這種合力來形成對媒介的影響，就是促進這種性別的公平的流動，改變貶低女性形象的新聞報道。
我們國家對這種現象已經有了很多的干預，來自政府的干預，主要包括建立為婦女的媒體，發展性別平等的政策建議，還有公開地討論大眾媒介問題。最重要的就是2001年全國婦聯召開了大眾媒介與婦女發展研討會，這個研討會上，大家非常全面地和深入地討論了大眾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問題。
那么除了政府的干預，也有一些干預是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就是NGO。NGO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就是國際國內都有傳媒監測網絡，它的任務是要做媒介批評。1996年，中國也成立了第一家婦女傳媒監測網絡，它的主要的成員是來自首都及外地各大媒體的記者，還有一些婦女研究者和一些婦女活動家，主要的任務就是對媒介這種歧視女性的現象進行批評，再就是建立性別平等，肯定女性自身挑戰兩性角色和定型的文化。
趙: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女性開始了一場反對男性壟斷媒體的戰斗。在創刊較早的女性報刊中，有一種刊物叫做《不再嬉娛》（《No More Fun and Games》）,這是女性主義者們對媒體對她們單一的私人化領域報道和“第二性”的社會角色定位的嚴正抗議。希望我們的媒體能記住這個刊名，創造一個更為平等的性別空間，尤其是媒介空間。謝謝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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