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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近代新聞史，不能不談《大公報》；說起《大公報》，不能不談它的“四不方針”。
《大公報》是英斂之在1902年創辦的，報名取“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之意，以“開風氣，牖民智”為宗旨，創刊之初即以直言敢諫而著稱，由此開創了中國民營報刊自由主義的先河。
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接手《大公報》后，將《大公報》帶到了最輝煌的時期，報業史上將《大公報》的這個階段稱為“吳胡張時期”。1926年9月1日，“吳胡張”的“新記”《大公報》創刊，張季鸞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的文章，提出了“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四不方針”。張季鸞對“四不方針”的解釋是:“曰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曰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智識及感情，而斷不以金錢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并無它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曰不盲:夫隨聲附和，是為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限于盲。”《大公報》的“四不方針”其時已經跟現代的新聞專業理論十分接近了。《大公報》之所以日后取得那么輝煌的成就，是跟它有先進的新聞理念作指導密不可分的。
現在，我們回首當時紛亂時局中傲然屹立的《大公報》，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領略當年《大公報》巨大魅力之一斑。――
其一，《大公報》的報道和評論盡可能做到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從1926年到1949年，這正是中國社會風云激蕩的時期，中原大戰、國共之間的“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及隨后的解放戰爭均發生在這段時間，政治斗爭和社會矛盾可謂空前激烈，各方政治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身處其間的《大公報》嚴格恪守“四不方針”，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對時局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和評論。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及他們所控制的報刊均稱共產黨為“共匪”，他們當然也希望《大公報》能“保持一致”，可是，《大公報》從不在報道中稱共產黨為“匪”，而只認為共產黨是反對黨。而且，《大公報》還在1935年派范長江到西北去采訪，最先報道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1937年，范長江到延安采訪，并跟毛澤東進行了長談，回去之后寫成了著名的《動蕩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訊，文章在1937年2月13日的《大公報》上刊出，在全國引起了轟動。當時，蔣介石正主持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范長江文章的內容跟蔣介石所做的報告中的關于共產黨的說法截然相反。蔣介石勃然大怒，將正在南京的《大公報》社總編輯張季鸞狠罵了一通，并命令此后嚴加檢查范長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而毛澤東看了范長江的這篇文章后，非常高興，親筆致函范長江表示謝意。
其二，《大公報》不畏強權，也不被高官厚祿所收買。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大公報》客觀地做了報道，不見容于各方軍閥，受到了閻錫山的“警告”。但《大公報》毫不畏懼，公開發表啟事，在公布“警告”內容的同時還聲明:“本報絕不變其獨立公正之立場，決無受任何方面賄賂津貼之事。地方政令雖愿遵守，至于官廳諒解與否，只有聽其自然。”蔣介石一直想拉攏《大公報》，但都沒有成功。他跟《大公報》總編張季鸞關系不錯，多次要張做高官，都被拒絕。張季鸞跟《大公報》的同仁說:“我們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權，不求財，并且不求名。”只求“言論獨立，良心泰然”。
其三，《大公報》的影響力十分巨大，受到各方重視。整個抗戰期間，《大公報》先后在武漢、重慶、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發行量最高達6萬多份，重慶版的發行量9萬多份。抗戰勝利后，《大公報》最盛期同時在上海、重慶、天津、香港四地出版，發行量達20萬份，這個數字今天看來也許不算什么，可在當時卻是中國報紙所達到的最高發行量。在錯綜復雜的社會背景下，雖然《大公報》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勢力，但各黨各派對《大公報》的報道和評論都很重視。據說，每天讀《大公報》是蔣介石的必修課，蔣的辦公室、餐廳和臥室各放一份《大公報》，以便隨時閱讀。毛澤東對《大公報》也很重視，他在重慶談判期間宴請新聞記者，總是要將《大公報》的記者讓到主賓的位子上。1941年，《大公報》總編張季鸞去世，國共兩黨都發來了唁電，都對張季鸞給予了高度評價。
其四，《大公報》培養了一大批名記者名編輯。張季鸞、胡政之、王蕓生等主筆自不必說，范長江、蕭乾、查良鏞（金庸）、彭子岡、徐盈、楊剛、李純青、孟秋江等都曾是《大公報》的記者、編輯。
其五，《大公報》贏得了國際榮譽，獲得了世界認可。1941年，美國著名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其最優異貢獻獎授予《大公報》，后來聯合國又推選《大公報》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報紙之一。面對榮譽，當時張季鸞發表了《本社同人的聲明》社評:“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以本報為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其六，《大公報》的運作模式也有可供今人借鑒之處。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是新記《大公報》的開創者，這三人堪稱《大公報》的“鐵三角”，吳鼎昌任董事長、胡政之任總經理、張季鸞任總編輯，三人珠聯璧合，共同締造了中國報業史上的這份輝煌。今天，我們看看三個人的工作流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據說，胡政之每天清晨就趕到報社，第一件事就是巡視經理部，了解發行和廣告勢頭，然后上二樓看報。胡政之大量翻閱各種報刊，一是比較這些報刊的優劣，二是找出《大公報》與優秀報刊的差距，同時還要找采訪線索，及時指令記者去采訪；張季鸞通常是下午兩點多才到報社，然后是先看全國各地的報紙，看通訊社的稿子，會見來來往往的客人。他很好客，通過會客，他獲得很多信息。晚飯后，再到報社處理稿件。到晚上十一點多，他開始考慮當天的社論。社論基本是當天寫，第二天見報；吳鼎昌還是鹽業銀行的總經理，通常夜里才能趕來報社，與胡政之和張季鸞議論時局，研究社論。繁星四起之時也是《大公報》“三巨頭”聚齊之時，此時，也是《大公報》社最繁忙的時候。吳鼎昌的資本、胡政之的管理、張季鸞的文章，三者構成了《大公報》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這種資本、管理、文章三者有機組合的運作模式一度領風氣之先，今天看來也是有啟示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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