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近年來時見一些關于巴金的批評，這表明當今思想界日見活躍，人們的認識方式、程度與八十年代初有了很大變化。但是，我感到在種種批評中，存在著割斷歷史的簡單化傾
一
巴金再次走進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離開巴黎剛滿五十年。重返巴黎，這是晚年巴金與青年巴金之間精神行程的一次連接。剛剛經歷過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舊地重游帶給他的不只是興奮、親切，更是對歷史的反思�！皭壅胬�，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談到重返巴黎時說的這番話，絕非一般地泛泛而談，而是有著非常具體的歷史內容。因為，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隨想錄》，正好在1978年12月開始動筆。
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粗匕徒鹪缒晁枷牒偷赖掠^與《隨想錄》的關系。我也同樣。我甚至認為，準備重返法國以及隨后的重返法國，為開始獨立思考、提倡說真話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歷史的機會。
我注意到，《隨想錄》剛開始寫作時，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幾位法國漢學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長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隨想錄》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給讀者》。
1979年2月3日寫作的這篇長文，帶有“宣言”性質。文章開頭記敘巴金和友人黃裳的對話，巴金告訴黃裳，他要把《隨想錄》當作遺囑來寫，他要把心交給讀者。正是在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憶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個又一個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國偉人：盧梭、伏爾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別強調伏爾泰、左拉為冤屈者發出抗議之聲的舉動。在這樣的回顧中，巴金開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種歷史關聯，巴金是不可能對自己身上曾經有過的軟弱、人云亦云、違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有那么深深的內疚和痛苦。
我怎么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么遠離了自己曾經贊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
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內心。
一個又一個的精神自責，在開始寫作《隨想錄》時不住地折磨著巴金。但，正是這種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寫作的動力，這與當年在巴黎寫下《滅亡》中的片段時的精神狀態頗為相似。用他自己的話說，“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皩懓�，寫吧�！焙孟裼幸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于是，歷史的風風雨雨，一個個朋友的坎坷命運，自己人生的復雜體驗，在他的筆下——呈現。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喪失自我。他終于以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履行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作家應盡的歷史責任，達到了他的文學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二
一步步逐漸深入的獨立思考，首先從主張“干預生活”開始。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率先倡導自我懺悔和反思。1978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以及“暴露文學”在文壇盛行，但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率先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自我解剖。進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這一觀點，他表現出來的懺悔意識，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
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國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訪問，出席世界筆會大會。在大會所做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里，他這樣明確地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后也會在別處發生�！痹谶@里，巴金又一次表現出強烈的世界意識。
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
在我看來，這是《隨想錄》在當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三點貢獻。
決定寫《隨想錄》，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復蘇。他對“文革”、反右運動的反思，他對現實的思考，他對自己的解剖，確切地說，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飛躍�！峨S想錄》中，那個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靈魂的剖析，而這把手術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懺悔，他所發出的呼吁，大多數與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責有關。他之所以反復鞭撻自己的靈魂，我想就是因為當他重新審視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那些舉動，同他當年為自己確立的道德人格的標準，有著明顯的差距。正義、互助、自我犧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倫理學》時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則，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在那些政治運動中，他并沒有做到用它們來約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動去寫檢討，去講假話，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這便是《隨想錄》中巴金的痛苦。這便是為什么他如此嚴厲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樣反復地強調講真話的原因。沒有這種思想歷程的人，對道德人格沒有如此強調的人，縱然有過他同樣的經歷，或者比他更應懺悔，也不會寫出他這樣的作品來。正是在這些反思中，在這些真誠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個整體。
道德過去曾一度被視為虛偽的東西批判過，也有人認為《隨想錄》只是停留在對“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層面而懷疑其價值。但是，巴金卻是在真誠地擁抱著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強調的“說真話”，對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準則。當我們稍稍回顧一下反胡風、反右、“文革”時的歷史，就不難看出，道德往往是決定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種表現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體驗，以他的整個人格，向人們昭示著：注重道德的冶煉，真誠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責，與創作出優秀作品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此，他認為，作家以及每一個人，首先得做一個真誠的人。
三
盡管巴金在《隨想錄》中的表述比較直白，缺乏理論色彩，但所提出來的命題分明有深刻的人生體驗和歷史分量。
我們必須看到《隨想錄》發表的具體歷史環境。當時，中國思想界仍處在徘徊、遲疑的階段，起伏不定、忽緊忽松的局勢，使許多人無所適從，往往以緘口不語而為上策。但巴金沒有沉默。他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有一點也必須強調指出，《隨想錄》是在香港《大公報》發表，與內地相比，那里少了許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斷遇到批評，文章甚至遇到開天窗的厄運。假如忘記《隨想錄》發表的具體歷史環境，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簡單地貶斥巴金的努力與貢獻，把他所提倡的“說真話”譏諷為“小學二三年級水平”，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對一位老人的苛刻。至于還有人把巴金寫于《隨想錄》之前的作品，如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重又孤立地拿出來按照現在的一些觀點來予以“討伐”，更是不可取的粗暴與簡單化。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偉大就在于真誠。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對在歷史轉折時期曾經為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做出巨大貢獻的巴金，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從歷史實際出發，來總結其思想的價值。按照現在的思想水準片面地、脫離具體環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進而予以譏諷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應該采取的態度。一個人的思想，很難不受到歷史環境的局限。特別是思想的表述，常常會受到諸多原因的影響，并非無所顧忌和隨心所欲而能做到。批評巴金，貶斥巴金，這當然不難，但要真正擺脫自身環境的制約卻不易。批評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進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謂“真話”也只能是相對而言，并非全部說出。實際情況難道不是如此嗎？在這一點上，他們并沒有超越巴金，與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沒有根本差異。相反，他們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線上。他們正在做巴金努力做過的事情。
其實，巴金當年提出的一些命題，并沒有過時�！峨S想錄》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夠在報刊上再度原樣刊登，仍然會閃爍思想的光芒，仍然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條不停流淌奔騰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斷歷史的天外來客。今天的語境發生了變化，載體發生了變化，社會發生了變化。但我們卻不能因為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就忘記了思想解放時期巴金等知識分子的篳路藍縷。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難決定自己的命運，對此他有難言的痛苦。我們不能要求這樣一位老人，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決定的事情承擔責任。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更該做的事情，是歷史地看待他，歷史地評價《隨想錄》的思想價值。
巴金說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卻很執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稱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
這不是溢美之詞，而是人們的真實感受。中國文化界、思想界應該為擁有巴金而驕傲。這樣的人，值得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