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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經或即將在京滬穗首映。目前圍繞這部電影的批評聲音大體有兩類：一是對該劇本身的批評，一是對該劇宣傳的批評。
對《英雄》本身的批評，主要是說其形式大于內容，并且受到擠壓的有限內容(思想)也值得商榷：是否一個帝王可以打著兼濟天下蒼生的旗號而大肆殺伐？由此可以看出張藝謀的骨子里藏著為霸道張目的奴性。還有一種觀點更指張藝謀不會敘事和抒情，即便可以原諒其思想的謬誤也不能原諒其導演基本功的欠缺。
對《英雄》宣傳的批評，包羅的就相對廣一些。比如說《英雄》班底抵穗宣傳時耍大牌擺烏龍；比如有人以第三只眼看出《英雄》的市場不容樂觀以及張藝謀為此而失魂落魄；比如有人批評《英雄》的宣傳秀玩得太過火，特別是對張藝謀這樣的文藝片導演來說尤其如此云云。
這兩類批評其實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即都肇始于市場與思想之間錯位的糾纏。換句話說，批評者是看不慣一個曾經純粹的思想者在商業社會里為求認同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特別是他居然把市場秀玩得這么地道，而他本該是拙于此道的，本該是商業原則的受傷者。
顯然，自出道那天起張藝謀就被視為思想家型的導演，張和他的電影也被視為1980年以來先鋒文藝思潮的重要元素，因此當他拍出了《一個也不能少》等也許是有意應和主旋律的電影后，便招致諸如向商業社會妥協的批評。而《英雄》則是一部徹底商業化的片子———張藝謀自己也承認，那些有思想崇拜的人士當然忍不住要說道說道了。張藝謀思想上的“墮落 ”又直接影響了他宣傳自己電影時的公眾形象。有人就是心懷此種怨懟而對其一舉手一投足都不惜施以冷嘲的，甚至缺乏起碼的禮貌(在網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文藝作品的首要功能是審美，教化只是一種附帶的效果，因而是可有可無的。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誤讀了張藝謀，也許他在拍攝那些被視為深刻的電影時并未怎么考慮思想。事實上，學攝影出身的張藝謀對電影的純美(感官愉悅)一直是很執著的，只不過在《英雄》里表現得更突出一些而已。
另外，接受思想教育和進行思想消費是一個意思，不能說前者就清高后者就低俗。實踐表明，思想文化的傳播必須借助于商業渠道才能進行，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東西如果不讓人知道也沒用，而宣傳當然要講求技巧以便達到理想效果。在這方面，臺灣的李敖就是個典型。
對于《英雄》的不當批評，也許就是緣于文藝上的誤讀以及這種誤讀在市場中的錯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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