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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振興、穩定發展的基本保障,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

　　從根基上來說,鄉村善治必須打好集體經濟基石；從向心力來看,鄉村善治必須夯實基層黨組織建設,團結“能人”,讓人才回流鄉村；從方式手段入手,鄉村善治必須盤活“存量”,用好“增量”,借力傳統,發力現實,“三治聯同”,最終落腳于實現鄉村的有效治理。

　　凝神聚力,

　　夯實基層黨組織職責擔當

　　村集體經濟沒實力,管理就沒底氣,政治上就少根基,帶領村民致富也就沒了影響力和話語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鄉村治理的物質基礎。

　　在濱州市沾化區富國街道辦事處黑龍村的村“兩委”換屆選舉中,郭九香以高票當選,繼續留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民們說:過上好日子多虧了郭九香,為啥不選他?

　　黑龍村的好日子,讓周圍村很是羨慕:寬敞的村民活動文化廣場和一排排整齊漂亮的樓房,小汽車是家家戶戶的“標配”。郭九香原來做土建生意,2001年他回村任職時,面臨的是一個村集體負債、問題叢生的復雜局面,前任村支書主動辭職。

　　“村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郭九香把那些既是好人又是能人的黨員吸收進村“兩委”,組建起工程建筑隊,參與西城建設開發,逐漸發展成了一支綜合建筑施工隊。2008年又成立了同誠置業有限公司,村委會占公司30％股份,剩余70％股份由村民按照3000元/股的價格自愿入股,年終村集體和村民按股分紅。

　　“鄉村善治,關鍵要發揮好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發揮好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省委黨校副校長孫黎海表示,黨組織的凝聚力是發揮戰斗力的保證,也是創造力的基礎。鍛造凝聚力,是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職責擔當。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基層黨組織如何提升凝聚力、聚合向心力,讓能人回流,這是很多基層干部心中的痛點,也是基層黨組織工作的難點。

　　“村里能人都在外面當小老板,或者去外地工作,一般逢年過節或者家族里有大事才回來。”對于農村人才流失問題,惠民縣皂戶李鎮康家堡村黨支部書記康希良心里非常著急。幾經思索,他想了個辦法,去年7月成立了一個在村“兩委”領導之下的社會組織——康家堡村經濟發展委員會,把村里黨員和群眾中的優秀人才吸納進來,28位成員老中青結合,黨員占40％,大家聚集起來,一起謀劃產業發展、美麗鄉村建設、土地流轉等村里的長遠大計。

　　27歲的康磊是成員之一,他經營著苗木產業和超市,見多識廣。康磊去雄安新區參加過一個苗木綠化的論證會,了解到目前苗木產業發展動向后,他提出放棄傳統種樹模式,進行標準化種植,樹上掛上二維碼,從種到收,一掃掌握全過程。康磊的建議經村“兩委”論證迅速被采納,今年村里準備流轉400畝地,搞規模化、標準化種植。

　　為打通人才向農村流動的通道,2016年以來,我省鄉鎮公務員考錄不斷加大在本地成長的干部選拔力度,實施放寬資格條件、單獨劃定筆試分數線、單獨分組面試等更加積極的傾斜政策,定向招錄本土優秀人才432人,為鄉鎮機關補充了一批優秀基層干部。

　　傳承創新,

　　滋養鄉村善治內生支撐

　　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的振興,還是文化的振興、農民素質的提升。鄉村善治要充分挖掘傳統,傳承鄉土文化,融入鄉村文明建設,培育鄉村新風尚,提振農村精氣神。

　　“移風易俗新風尚,厚養薄葬要提倡,孝老敬老是美德,高尚!老人去世要從簡,隨禮只需五元錢,不吹不打不請客,最好!”這個三句半表演,說得正是日照市嵐山區童海路社區延續了26年的白事規矩:“5元份子錢”。社區居委會主任劉勇說,白事隨禮5元錢的規矩,是當地1991年定下的。依照村規,不準使用套棺,祭拜的村民不帶燒紙,不吃酒席,大家都很支持。

　　“婚喪嫁娶對于每個家庭來說都是大事,前些年農村大操大辦紅白喜事之風盛行導致一些家庭債臺高筑。但由于很多人擔心自己辦的時候沒人幫忙,又不得不隨俗。”劉勇說。

　　省文明辦綜合調研處工作人員也表示,前幾年他們在督查暗訪中發現,很多群眾都認為紅白事不該大手大腳,但迫于傳統習俗和人情世故,靠個人之力往往難以打破局面。

　　群眾有移風易俗的需求和自覺,缺少的是有力的倡導和規范。傳統禮俗和陳規陋習之間,應該劃出一條界線。2016年,我省成為全國移風易俗工作試點省份之一,以移風易俗為切入點在全省深入推動鄉村文明行動,突出強化村級紅白理事會作用,按照統一章程幫助群眾操辦紅白事。

　　萊蕪市萊城區口鎮下水河村是我省移風易俗改革的先行者。村里投資20多萬元建了白事告別大廳,喪事簡辦寫進了《村規民約》。“以前辦白事,披麻戴孝、送漿水、扎靈棚、拜祭、待客至少要3天時間。自從制定了統一標準,在告別大廳辦儀式,半天就結束了。誰家有白事都這樣,誰也不笑話誰。”村民張更禮說。

　　順民意、勇破冰,化舊俗、樹新風。目前我省7萬多個村莊,多數已建立起了紅白理事會,紅白公事操辦流程寫進村規民約,黨員干部自覺帶頭執行。今天的新風正在變成明天的習俗,鄉村善治的內生支撐力得以滋養。

　　“農村的事往往十分瑣碎,但如果處理不善,小矛盾可能演變成大沖突。用咱老百姓的法兒,解決老百姓的事兒,也許幾句話就能搞定。”鄒城市唐村鎮黨委書記唐勝的觀點,反映了鄉村治理中的一種渴求:充分挖掘傳統,積極引導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振興,特別是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什么叫鄉賢?唐勝認為:“鄉賢需要對人熟、地熟、村情熟,還要有熱心、有威望去定紛止爭,參與村莊治理。”　唐村鎮西顏村的煤礦退休工人齊如松就是這樣一位新鄉賢。西顏村過去家家有旱廁,常常搞得街上污水橫流,與“美麗鄉村”相去甚遠。村里拆除旱廁改建水廁,部分村民和村干部討價還價,有的甚至抵制改廁工程,嚴重影響了西顏村改廁工程的進度。齊如松主動站出來配合村干部做工作,第一個報名將自家旱廁納入改造計劃。在他的帶動和宣傳下,西顏村230戶改廁任務迅速落實。

　　作為西顏村的本地人,地緣上的親近,使新鄉賢齊如松更具有榜樣作用,更容易帶動人們效仿。在唐勝看來,新鄉賢守護鄉土、醇厚人心、敦化民風、涵育鄉風的作用,正在于此。

　　“三治”聯同,

　　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

　　隨著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不斷加大,各級財政對農村投入越來越多,農村資源越來越“值錢”,如果村里沒有公開機制,村民沒有積極參與意識,“村官”腐敗的風險會加大。

　　“以往涉及物資采購、道路維修等資金較大、群眾關注的工作,村干部怕違反程序出事,總要問這問那,多費不少功夫,現在有了‘小微權力清單’,照著流程辦就行,確實省心省力。”淄博市周村區南謝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李樹濱說,嚴管就是厚愛,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管好村干部的“小微權力”,就能提升群眾的“大滿意度”。

　　區委書記沙向東告訴記者,周村區2017年4月在淄博率先啟動了村干部“小微權力”進清單模式,清單共收錄9大類30項服務事項,對黨務管理、人員任用、重大決策、“三資”管理、民生服務等事關群眾切身利益、容易尋租和產生矛盾隱患的事項和環節,逐項明確主要內容和標準要求,切實把村干部權力放進制度“籠子”里。

　　在德州平原,村務公開不是簡單機械地張榜式公開村務財務,而是升級為“村事陽光報告制度”。平原縣委書記王洪霞介紹,農村信訪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多年來對農村“三務公開”的監督管理不利,很多制度都沒有杜絕“看不懂的公開”“假公開”和“有選擇地公開”等問題。2017年初,平原縣在征求農經部門、鄉鎮黨委和部分村黨支部書記意見基礎上,研究推出“村事陽光報告制度”,將村事全盤交給群眾監督參與。2017年全縣已連續開展了三次報告會,累計公開村級事務8800余項,群眾當場提出質詢問題5709條,村干部當場答復4776條,事后答復767條,通過縣鄉協調解決166條；全縣農村信訪共209件,同比下降36.6％；反映農村干部問題79件,同比下降31.6％。

　　在濟陽縣仁鳳鎮張辛村村委會墻上,掛著一塊濟陽縣村(社區)法律顧問公示牌,上面有該村法律顧問北京隆安(濟南)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富民的聯系方式和服務內容。“2017年省里把村(社區)法律服務納入政府購買服務范圍,我一般每個月到村委會走訪一次,對接公共法律服務；平常村民有什么問題也可以直接給我打電話。”李富民說。據了解,2018年我省將基本實現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

　　鄉村振興離不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堅持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鄉村振興才能擁有最堅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