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妻子蕭珊
巴金和他的大哥李堯枚(1929年于上海)
文壇泰斗——巴金
被采訪人：李致
性別：男
年齡：74歲
職業：離休干部，曾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長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現為四川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采訪時間：2003年7月17日
采訪地點：成都李致先生家
采訪：楊易
李致，巴金先生的親侄子，他寫了許多優美的散文回憶他的四爸(即四叔)巴金。這些散文將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書名為《我的四爸巴金》。今年，是巴金誕辰100周年。為了讓讀者從更深的層面了解巴金，記者專程到成都采訪了李致先生。
李先生寬敞的新居陳設簡單，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尊巴金的銅制塑像。我們的談話非常自然地從巴金談起。
大哥
記者：聽說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主人公之一覺新的原型就是您的父親？
李致：是的，巴金是按他大哥的性格來寫覺新的。他大哥就是我的父親李堯枚。他去世的時候，我只有1歲多，對他沒有什么記憶，以后只知道他是一個好人，但為生活所迫服毒自盡。直到上中學的時候，讀了四爸李堯棠(李致一直稱巴金為四爸)的小說《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對父親有所了解。父親自小就很聰慧，他對化學很有興趣，希望將來能去上海或北京上大學，以后再到德國留學，他腦子里充滿美麗的幻想。可是高中畢業不久祖父給他娶了妻子，結婚不久又為他找了工作。父親順從了，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的屋子卻傷心地哭了一場。24元的月薪斷送了他的前程。祖父去世后，父親又擔負起我們這一房的生活重擔。
父親和四爸的感情非常好。這除了同胞的親情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志趣相投。“五四”運動以后，父親和三爸李堯林、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禮。父親經常買回新書報，他們一起貪婪地閱讀，接受新思想。但正如四爸所說，我父親“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還有一點他們三人都愿多為別人著想。
四爸和父親的感情極為深厚，在《做大哥的人》中他敘述了從法國回國后兄弟兩人在上海相見時的情景：
他在上海住了一個月。我們的分別是相當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經是淚痕滿面了。我和他握手說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卻叫住了我。他進了艙去打開箱子，拿出一張唱片給我，一面抽噎地說：“你拿去聽。”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 Boy”格蕾西·菲爾茲唱的《寶貝兒子》，兩個星期前我替他在謀得利洋行買的。他知道我喜歡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來送給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樣地愛聽它，這時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歡的東西從他手里奪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次違抗過他的勸告了，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別的時候使他難過。表弟們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過了唱片。我那時的心情是不能用文字表達的。
我和表弟們坐上了劃子，讓黃浦江的風浪顛簸著我們。我望著外灘一帶的燈光，我記得我是怎樣地送別了一個我所愛的人，我的心開始痛起來，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竟然淌下了淚水。
20世紀80年代初，我去上海，四爸拿了一沓信紙給我，說這是我父親給他的四封信。我知道三爸四爸離開四川后，父親經常給他們寫信。四爸很珍惜這些信，把一百多封信裝訂成三冊，保存了四十多年。“文革”前夕，為避免引起麻煩，四爸橫下心燒掉這些信。以后，四爸回憶到這件事時曾說：“毀掉它們，我感到心疼，仿佛毀掉我的過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別。”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的字跡。這四封信的前三封寫于1929年，后一封信寫于1930年。因為沒有裝訂，燒毀時漏掉，才被留下。以后被抄走，落實政策時退回。第一封信剛好是父親從上海回成都后寫給四爸的：“你們走后我就睡在艙里哭，一直到三點半鐘船開始起錨，我才走出來，望著星光閃閃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說：別了。上海！別了，親愛的弟弟們！上海，我本不喜歡，但是我弟弟住在那里，我就喜歡他了。”另一封信上又說：“弟弟，我此次回來，一直到現在，終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確的掉在了上海了……我無日無夜的在想念你。弟弟，我回來，我仍在我屋里設一個行軍床，仍不掛帳子，每夜仍就是照上海時那樣子吃茶看書。然而在上海看書過遲，你一定要催促我……”還說“我是不再看電影了。”因為沒有他弟弟坐在他旁邊替他解釋劇情了。弟弟，他要他弟弟回來，他才快樂呵！
記者：關于以你父親為原型的事兒，他自己同意嗎？
李致：我父親以極大的熱情支持四爸寫小說《家》。他在信上說：“《春夢》(即以后的小說《家》)我很贊成；并且以我們家的人為主人翁，尤其贊成。實在的，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我自從得到《新青年》書報，讀過以后，我就想寫一部書來，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喜歡得不得了……我現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它寫成罷。”
但我的父親卻終究沒有看到書的出版。為此，四爸曾在《呈獻給一個人》——《家》的初版代序中寫道：
……我曾經寫信告訴你，我打算為你寫一部長篇小說，可是我有種種的顧慮。你卻寫了鼓勵的信來，你希望我早日把它寫成，你說你不能忍耐地等著讀它……你的信在我的抽屜里整整放了一年多，我的小說還不曾動筆。我知道你是這樣焦急的等待著。直到去年四月我答應了時報館的要求，才下決心開始寫它。我想這一次不會使你久待了。我還打算把報紙為你保留一份集起來寄給你。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小說星期六開始在報上發表，而報告你的死訊的電報星期日就到了。你連讀我小說的機會也沒有……
我父親的自殺讓四爸非常痛苦。1986年春我又與四爸談起父親。他一連幾次對我說，真不知道那一次為什么沒與你父親一起去杭州玩？最令四爸痛苦的事，是兩個哥哥都是因為沒有錢而死去。四爸痛哭失聲地說，我現在有錢，但錢有什么用？又不想過好生活。
海兒
記者：您寫了一篇散文叫《叔侄情》，講的是巴金和您夭折的哥哥之間的情感故事，您能具體說說嗎？
李致：在《巴金全集》第18卷(《集外編》上)刊有一首《小詩·哭侄詩之一》。這是四爸巴金在1923年寫的，距今已有80年。
“四叔！”“四叔！”
從可愛的小口里叫出的聲音
我能再聽一回嗎？
四爸所哭的侄，是我的哥哥。他四歲多就去世了。他是我父母的第一個孩子，生于1918年，叫李國嘉，小名叫慶斯。四歲多的時候因患腦膜炎去世。四爸非常喜歡他。在創作《激流三部曲》時，四爸情不自禁地把哥哥作為海兒的原型寫在《春》里。
1958年四爸在《談〈春〉》一文中寫道：
海兒是我大哥的第一個兒子，孩子的小名叫慶斯。海兒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實情形寫下來的。連“今天把你們嚇倒。”這句話也是慶兒親口對我說過的。祝醫官也是一個真實的人，到今天我還仿佛看見那個胖大的法國醫生把光著身子的慶兒捧在手里的情景，我還仿佛看見那個大花圈和“嘉興李國嘉之墓”七個大字。我為什么記得這么清楚，到現在還不能忘記？因為我非常愛這個四歲多的孩子。“嘉興李國嘉”在《春》里面就變成了“金陵高海臣”了。
1995年我去看望四爸的時候談起哥哥的事兒，四爸說“我很喜歡李國嘉，他死了我很難過。我記得那是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到草堂寺去玩，回家看見帶李國嘉的何嫂在哭……”
當時四爸已經92歲，對73年前的事記得這樣清楚，連哥哥去世的日子也記得這樣準確。可見他對哥哥的愛。
92封書信
記者：您出版了一本名為《巴金教我做人》的書，收錄了巴老給您的192封信。你們的交流非常多，您能否談談你們叔侄之間的感情交流？
李致：四十年代四爸兩次回成都，當時我很小。五十年代中期四爸路過重慶，我才算以成人的資格與他交往。1964年我調北京工作，四爸來北京開會或辦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觸的機會增多。而更深的心與心之間的交流，應該從那次“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四爸開始。
那是1973年春，我從“五七”干校去北京探親，這期間我有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秘密繞道去上海看望四爸。為了避免麻煩只能像搞地下工作一樣。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不能忘記：四爸的家里顯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閉了樓上所有的房間，全家被趕在樓下居住。原來的客廳成為四爸和小棠的臥室……沒有人來串門。
四爸的妻子蕭珊媽媽的逝世給家里籠罩著一層陰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蕭珊媽媽。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見這樣一張照片：蕭珊媽媽躺在床上，全身蓋著白布單；四爸站在旁邊，穿一件短袖襯衫，左袖上戴著黑紗，兩手叉著腰，低頭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現場，和家人一起向蕭珊媽媽告別。
對林彪一伙的仇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擔憂，使我們的心緊緊地靠在一起。我雖然舍不得離開四爸但我又怎么敢不按時回到讓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走的那天早晨下雨，四爸把他的雨衣給我穿上，我們又一次緊緊握手互道：“保重！”
我雙手提著行李，毅然離開家門，快步趕到公共汽車站。我滿臉流著水，是雨水，也是淚水。
四爸自己說，他因為不愛說話所以才用筆來講話，在朋友中間，他喜歡聽、觀察，而我倆兒在一起的時候，兩個人都搶著說。那是我最難忘的日子。
現在，四爸在上海由女兒小林和護士照顧，由于疾病的影響，他已不能再與我交流。但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對我的教誨，一刻也沒有停止對他的惦念、牽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