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寫了多少,寫了什么,而在于他筆下的藝術形象的生命力能經得起多么長久的時間的嚴峻考驗。一個作品不管造成過多么轟動的效應,如果不能跨越產生它的歷史時代,總是免不了給人以生命苦短的感覺。
寫作《家》時,巴金27歲,書中的人物和他的讀者一樣年輕,如今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禮教在崩潰的過程中,仍然在摧毀年輕人的生命和青春,這樣的悲劇從總體上來說,無疑正在成為過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卻保持著鮮活的生命。
在文革噩夢結束以后,他在中國作家中特別提出要“懺悔”,而且付諸行動,在《隨想錄》中他進行了公開的自我解剖,把他后期的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也許從散文的審美價值來說,其藝術成就,包括他“講真話”的藝術綱領并不具有非凡的獨創性,但是,從當代文化的精神遺產的重要性來說,卻向后代顯示了一代中國文化精英在精神重建中甘愿付出尊嚴的代價。其中的奧秘,為后代作家提供了不斷解讀的課題。
(孫紹振)



